日本乐见王毅就任外长 称中国有意摸索破局线索

兴宁A8

　　2013年3月16日，在刚刚闭幕的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王毅以99.4%的得票当选新一任外交部长。
　　对王毅的当选，最兴奋的是日本媒体，不仅《朝日新闻》、《日本经济新闻》、共同社等主流媒体均在第一时间予以报道，NHK晚间新闻节目更破例以近5分钟的时间高调报道，认为“日中关系恶化的情况下，在外长人选上起用知日颇深的王毅，说明习近平领导班子为收拾事态，有意摸索破局的线索”。
　　“帅哥”+“危机处理专家”
　　作为继唐家璇之后，第二位外事口日本职能部门（亚洲司日本处）出身、官至外长的“知日派”外交官，王毅在日本颇有人气。
　　2013年3月16日，NHK晚间新闻的女主持人上来头一句话就是：“对这位6年前曾任中国驻日大使的先生，恐怕有很多观众会感到面熟吧……”在目前的情势下，以如此亲切的口吻报道一位中国人，对一向奉行新闻专业主义、在涉中报道时基本以“负面新闻”为主的日本电视媒体来说，实属罕见。
　　甚至面向主流社会、一向以严肃面孔示人的《日本经济新闻》，在评论中也以“因相貌端正有‘外交帅哥’的爱称”开头。
　　王毅的人事安排受到了日媒的普遍欢迎，其外交履历也因此被反复重温：
　　今年59岁的王毅是北京人，出身普通市民家庭。1969年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插队，在靠近中苏边境的黑河度过了8年青春岁月。1978年，他考入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日语系。作为24岁的“大龄生”，王毅每天拂晓即起，边散步边大声朗读日语，苦练发音。这种平民出身和拼命三郎精神，令市民社会的日本人倍感亲切。
　　1982年大学毕业后，王毅进入外交部，在亚洲司任科员。此时的王毅，学术理想未泯，业余钻研日本史，曾有学术论文《论日本大化改新的成败》发表于《世界历史》杂志（1983年第3期），在外交部小有文名。
　　1984年，胡耀邦访日，王毅奉命起草总书记的讲演稿受到激赏，后破格提拔为日本处副处长。作为胡耀邦访日的成果，3000名日本青年应邀访华，成就了1980年代中日友好“蜜月”期的高潮。王毅是其接待工作的实际负责人。后来，这批人士中出了很多对中日友好抱有真诚理想的贤达人士，其中一些也成为了王毅日后的外交人脉。
　　除了平民出身，王毅的外交生涯也会被反复提及。1989年9月，王毅被派往驻东京的中国大使馆任参赞。时值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的一个空前微妙的时期，中日经贸也处于全面中断状态。这初次派遣，颇有“临危受命”的意味。
　　2004年，王毅作为驻日特命全权大使再度赴东京，修复因前首相小泉纯一郎的靖国神社参拜而骤然冷却的中日关系。可谓危难之际，再度被委以重任。
　　这使得使王毅身上多了一重“危机处理专家”的履历。日本人也有类似的所谓“吃水不忘掘井人”的情结，民间有“报恩”文化，也难怪王毅让日本人“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除此之外不能不说，王毅身上的某种堪称独特的品质，使他成为一个特别易于为日本民众所接受的中国外交官。
　　作为大使赴任后，他马上邀请住在中国使馆周边的街坊四邻到使馆做客，也四处演讲；他不仅与政治家和高官打交道，也与一般的民众甚至大学生保持交流；他爱好登山，爱读日本的古典，洗练的趣味更加深了他对日本文化的理解，强化了与日本社会和日本人之间的纽带。
　　日本民众也觉得这位相貌酷似时代剧中人物的大使，不仅日语流利，而且总是面带微笑，风度宜人，这种温婉儒雅的气质风度让王毅的粉丝尤其是女性粉大增。
　　“一流的外交官”
　　说起王毅，他的老“对手”、前日本驻华大使宫本雄二说，“印象最深的是脑子好使，绝对是一流的外交官”。
　　王毅驻日大使任上三年，东京成为制约小泉政治“暴走”的外交前线，王毅为此付出了艰苦的努力。
　　小泉2004年元旦第4次参拜靖国神社之后，不仅小泉访华和温家宝总理访日被取消，连在第三国召开的国际会议会谈也要重新纳入考量。因为此前，面对日本国内舆论对其迟迟无法实现两国首脑峰会的指责，小泉曾公然搪塞说“反正可以在国外（第三国）见面，不就得了嘛”。
　　赴任伊始的王毅面临的第一个课题，就是应对即将于2004年11月下旬，在智利圣地亚哥举办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APEC）的首脑峰会：见，还是不见。
　　当年11月9日，王毅与日外务省事务次官（相当于副外长）竹内行夫紧急磋商。担心预计中的第三国峰会再次“黄掉”，竹内口头提议，包括“小泉首相于首脑会谈前后，不明言‘明年也要参拜"、“表明将切实处理靖国问题的立场”等。王毅当场笔记，并火速通过北京的国务委员唐家璇向上呈报。
　　2004年11月22日晚，胡主席会见小泉，径直端出靖国神社问题，强调“明年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这一敏感之年”，敦促对方自制。诡异的是，首脑会谈结束后，CCTV和新华社等中国中央媒体却迟迟未予报道，首次见诸报道已是峰会结束12小时之后。
　　而就在报道前1小时，小泉与同行的日本记者恳谈，被问及来年有无靖国神社参拜的打算时，小泉回答：“无可奉告”。
　　日本著名作家、时事通信社驻北京特派员城山英巳在著作《中国共产党“天皇工作”秘录》中分析称：“原来中方是在确认小泉是否按双方的约定出牌的基础上，才予以报道他们并不信任小泉。”在两国关系的危机关头，外交官“如临如履”的心境可想而知。
　　王毅还曾被卷入另一场与靖国神社参拜有关的口水官司中。2005年4月，小泉第五次参拜靖国神社后，王毅在演讲时公开质疑小泉作为首相的公职参拜行为：“日本国民去靖国神社我们不会置喙，政治家去我们也不视为问题。但是，首相、官房长官和外相是日本的脸面。我们曾有过这三人不去（靖国神社）的君子协定。希望日本能退一步，切实加以应对。”
　　王毅此处明言1986年8月15日，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参拜靖国神社后，遭遇中方的反弹，后与中方之间曾达成过关于“三驾马车不参拜”的“君子协定”。
　　但正值靖国神社参拜问题持续发酵的节骨眼上，王毅言论被媒体广泛报道后，日方竟一致矢口否认，连时任中曾根内阁官房长官的后藤田正晴也说“我不认为有过那样的君子协定”。一时间，王毅遭到日本媒体的围攻。
　　以王毅的资历和稳健，绝不可能妄言。后来，日本前外相高村正彦出来打圆场说：“我觉得虽然并没有协议，但那种形式还是延续下来了。”尽管高村并不认可“君子协定”存在，却间接承认了长期以来，自民党内确曾有过内阁“三驾马车不参拜”的自肃的事实。
　　小泉退场后，在王毅与时任外务省次官的谷内正太郎的斡旋下，2006年10月，终于实现了时任首相安倍晋三对中国的“破冰”之访。城山英巳在其著作中记录了胡锦涛会见安倍时的情形：
　　“记得1997年3月，安倍先生访华时，我曾会见过您。”胡主席的记忆力令安倍大悦是肯定的。
　　随后，安倍话头转向自己的此次访华：“多亏了戴秉国先生和王毅先生的尽力。”胡主席接过话头道：“还有谷内先生。”
　　在场的中国外交部官员听了这番话语应酬，越发强化了对安倍在首相任内，定然不会参拜靖国神社的信心。
　　“知日派”的特殊困难
　　驻日大使任期结束，王毅作为副外长又参与了朝鲜六方会谈，担任六方会谈首任主席。中国作为六方会谈主席国，为解决朝核问题，维护朝鲜半岛的稳定，做了大量工作，有功劳，有苦劳。而这背后，自然都有王毅折冲樽俎的身影。
　　2008年，王毅离开外交部，转任国务院台办主任，主持对台事务。其间签署了意义重大的经贸协定，两岸关系稳步发展，有目共睹。尤其是因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中日关系再度陷入低谷时，作为体制内顶尖的“知日派”，王毅发挥对台事务的经验，从战略高度呼吁“两岸共同维护钓鱼岛主权”的表态，令人印象深刻，其战略意义不容小觑。
　　日本主流媒体数年前便预测王毅复归外交口是时间问题，并对此充满期待。但王毅自离开外交部以来，一直刻意回避日方的各种请求，从未“越位”。对此，日媒也予以最大限度的理解：惟其“知日”，客观上才必须与日本保持一定距离。
　　前大使宫本雄二说：“由知日人士填补决定中国外交政策的重要位置，我们固然应该欢迎。但另一方面，在中国国内，也会被所谓‘知日派’的有色眼镜来看待，他当然会意识到这一点。”
　　宫本从自身外务省“中国帮”出身的资深“知华派”的人生经验出发，暗示了中国“知日派”意识到国内舆论的存在，反而难有作为的另一种困难。
　　进而言之，两国关系的此番动荡，动因非数年前的靖国参拜、历史问题等意识形态化因素，而是关涉主权问题，双方谁都难有转圜余地。况且，后“不惑”时代的中日关系，已然超越了“因人而异”的阶段，也确乎是一个现实。
　　虽说如此，中国屈指可数的“日本通”王毅就任外长，毕竟令日本舆论感到了两国关系改善的一线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