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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念初登教坛时 （应《今日兴宁》报约稿而作） 时序是一九七○年四月初，我坐上肇庆市往水南客家山区的汽车。车儿啊，你太慢了！我要快快飞到任教的首站！ 田野越窄了，山越高了，我反觉清新了！ 一入水南中学校园，许多学生便涌了来。负责人向学生介绍：“这是华师毕业的教你们语文的张老师。”他话音刚落，那甜滋滋的、我日思夜梦、盼星星盼月亮的、少男少女纯真的、称我“张老师”的声音，便从东西南北涌了起来——如暖流泡着我，如万千朵鲜花拥簇我，如春潮的欢喧扑来，令我如痴如醉……那十七年寒窗——包括1958年我星夜炼铁苦难当，经济困难时刻每天饥饿仍挑灯夜读，大学苦航五年，其后又是两年农场死去活来拼命干的“脱胎换骨”无限烦恼，都在声声的“老师”中得到了补偿…… 我永远记得1970年代肇庆高要县水南山区的茶。 我负责一个七八十人的班。我身体羸弱，但极好强。我们劳动的“传统节目”是上山割穞草。学生爬陡坡，我决不落后；学生敢上白云缭绕的山巅，我也绝不当孬种。说也奇怪，那些又黑又瘦的姑娘娃娃，竟如神行大保：我还气喘吁吁地在半坡上拼，他们竟如孙猴子般地在山顶上嘻嘻哈哈。幸好，几个班干部陪着，老劝我“慢慢来”，并没有念“下定决心”来“牺牲”我的命。 一天，当我挑着沉甸甸的穞草下到半坡的沟边，已是又累又渴，双腿打颤。一放下草担，我的小伙伴们便似牛犊一样把口伸向沟里，咕噜咕噜地饮。我也口干冒火，但慢性肠胃炎发得厉害，别说冷水，冷开水也不行。若是沾上几口，出不了半个钟头，便要捂着肚子。 还是班长郑火娣聪明，叫我摘几片茶叶咀嚼，说能“生津止渴，又不伤肠胃。”我放眼一瞧，嘿，刚好一丛山茶袅袅娜娜地立在沟的上沿，嫩嫩鲜鲜地向我探过来。我的手指刚触到她，那鹅黄鹅黄的叶子便顺溜溜地躺在我们手掌上。我嘴里嚼，初有点涩，但随之而来的是甘甜甘甜的味儿。原先火一样的喉头涌起来甘霖，精神顿然一爽。从此，我上山劳动，只要山茶在，我便不会感到口干的威胁。 神奇的是，我的慢性胃炎竟然慢慢好了啊！ 那时的我到底是书生气，以为世界会好起来。但“批林批孔”、“反复辟”、“反师尊严”之类接二连三，真是“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直到今天，我还清晰记得文教斗、批、改负责人“矮仔王”在公社“学习班”的“架势”—— 此公昂首挺胸，迈着方步，怀里揽着一大抱“红书”，然后轰隆隆往讲台上一放，最后是如怒目金刚，随着口中的“老师们”一声吼，右手往前一伸，仿然是一挺机枪冲了过来：“我给你们送光明来了，这光明便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我向你们开炮来了，要穿过你们这些耙子，射向林彪、孔老二，要接受小将挑战！”尽管我满腹牢骚，因为，我出身好，又是红卫兵，又经上山下乡，怎么成了“孔老二徒子徒孙”呢？但也没办法，只能忍下怒火。幸好一回到学校，同学们亲热地叫我“老师”，我又忘却了痛苦了…… 文革岁月读书甚少而劳动多多。一次，我带学生去深山开山造田。我情绪极坏：因为接妻来信，父亲因“历史问题”进了“学习班”；家里缺粮，快揭不开锅了！再想到读小学的弟弟死于文革“大串联”的脑膜炎；加上受了风寒，浑身疼痛，好像世界末日来了！我到工地后没几下便挺不住了，匆匆在草堆躺下。想到十七年寒窗，竟凄凄凉凉在荒山，。想着想着，便模糊了…… “老师，老师！”听到叫声，，睁眼一看，原来在学生家！我喝了姜汤，用村民的草药水冲了凉，病便好了，那“老师”声声，更令人销魂： “老师，我不知积了什么德，深山沟里也能碰到你这样的大学老师（按：应为“念过大学的老师”），毛主席真是好啊，派了你们来！” “你们就是以往的‘举人’、‘进士’，以前的官老爷压迫百姓，你们却抛妻别子为我们造福，这世界真好哇！” “张老师，不要听上面说的那一套，‘乌金’（文化）就是比黄金值钱！我儿子若不认真读书，你给我狠狠打，不打不成器嘛！” 这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好漫长啊！但如今想起来，仍怦然心跳。 那年、那月、那日，是荒唐透顶令人咀咒的；那山、那水、那人，却是在悠悠岁月中溢散着人间的甜蜜…… 今天的神州大地，真好！ 眼前的绚丽晚霞，真美！ 2017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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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hiver|兴宁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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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8/11 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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