酸甜苦辣忆舌耕（上）

若思

酸甜苦辣忆舌耕（上）



                一      赤脚少年园丁梦（酸甜苦辣忆舌耕之1）
                        
       我教书的动因何在，为何一辈子乐此不疲？
       首先是生存的需要，活命的驱使。1950年代初，对孩提的我来说，是极端艰辛岁月。父亲是知识分子出身的旧职人员，在新社会的乡下，斯文扫地。种田种地，一概外行，顶多是干点轻的简单农活。我们兄妹多，仅靠母亲拼死拼活维持。平日的稀粥青菜，到了三荒四月，外加八月荒，那点可怜的清水汤也维持不了。那饥荒时刻父母跌低脸皮上求下借而累累破壁而回屋叹息的情景，好似大山压在我幼嫩的心头……
      读好书寻出路，加上父母乡亲们的耳提面命，我经常坐在田埂上，或者月下的地堂里，或遥望云海天影，在咬牙，在发誓，拼命读书考上大学才有生路；否则死路一条！
     一是我的老师给我印象好，有的还是我的偶像；而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作为乡下小孩，首先是读书，接触的层次高的对象当然是老师。那时的老师，职业神圣，为人高雅。我这“井蛙”，当然佩服得五体投地。
      二是老师待遇好。老实说，自生存需求而言，若老师待遇差，甚至如10年浩劫时不如售货员，还要被打成“臭老九”，我当然敬而远之。但我们客家人自古崇文重教，最主要的是老师待遇好。当时小学老师一般三、四十元，中学老师一般六、七十元，高者八、九十元上百元的，让我辈穷鬼羡慕死了！当时吃公家饭的好，农民就是穷，穷得死去活来的。有一次父亲叫我去永和圩日卖鸡蛋，一毛钱三个，即3分钱左右一个。我早早摆摊，直到曲终人散，还卖不出去：因为我只能按父亲定价买，无降价权。正当我万般彷徨之际，是在粮所工作的宗亲买去了，才得解脱。
     1959年领袖反右派，我佩服的老师纷纷倒下成了“反动派”被“专政”，全党共诛，全国共讨。但未倒下的老师却工资待遇未变；我的中学老师每天还有工友替他们送开水洗脸水，为此，我们还是视为追究的目标。
     所以，一想起此类事，年纪越大志弥坚——长大了定要当老师！
     以后转转折折读到高中，经历时代易帜坎坷的老爸，还是对儿子当老师不放心——认为还是靠政府恩赐左右的“政治饭”，还是“吃使不稳”，强令我报考医学院。父亲就是皇帝，就是圣旨。我谁都敢顶撞，就是畏他如阎王，只得从命。
      幸好形势急转直下，1960年初中共大规模压缩高校，是建政以来招生最少我们最难考的时刻。家父极为精明，为儿有把握高中计，还是主张我读师范报中文系。
     我读中文系还有自己的小九九。我喜欢读书，而从孔夫子以来的许多文学家都是老师。我这穷孩子，穷得被人看衰——甚至穿衣服烂也被伙伴白眼而不愿靠近我。但我最顶呱呱的是作文好：从小学贴到大学。老师说与“有天资”，贴在学校公示栏帅帅气气的，那才是我扬眉吐气的伊甸园。记得我1957年上永和中学，第一学期就拿了学校作文比赛第一名。连我的母校大成小学竟然也轰动一时！人家说我小作家，而我也不知天高地厚，梦想将来要做大作家什么的。所以读华师中文系，真是我的最佳选择也。既然如此，教书是我的命，文学是我的魂，是我的命运注定了！
     家父真圣明，我果然考上：当时宁中中学60人报考文科，今2人考上，其中皆有鄙人，真乃险哉幸哉也！






              二   千艰万难为舌耕 （酸甜苦辣忆舌耕之2）


                                  张长兴


     朝为田舍郎，暮登大学堂。加上美丽的校园，德高望重的老师，完善的设施，衣食无忧的日子，对乡下苦孩子而言，实在是过上天堂生活。
     为回报党，回报社会，我决心刻苦攻读，将来成为合格的好园丁，还要苦斗文场作作家。
     我是海绵，孜孜不停吸取知识的海水。但当时的中国革命、世界革命、“反修防修作革命接班人”的阶级斗争高于一切的大气候，却在死死拉我退出知识的殿堂；而且是毫不犹豫的退出，奔向社会的斗争天地去“脱胎换骨”。
     我当时也非没有思考过，但“斗私批修一闪念”，马上斩断邪念——必须全心全意听党话，否则成“反动学生”开除回家成坏分子死路一条；毛主席和共产党培养我上大学，恩重如山，我的一切当时党的，一定要跟党走！
     我们下乡多劳动多啊！每星期一个下午校内劳动；下乡到花县一个月的秋收劳动；还有这里作那里下乡的。最大的折腾是大三时长达13个月即一年又一月的、往广州郊区九佛的下乡作工作队员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那和贫下中农“三同”，睡牛栏，不准吃鱼吃肉的苦日子，人马上瘦了10斤，难熬啊！回来时是大四，却又碰上阿弥陀佛的内乱10年的浩劫。接着是推迟一年的分配！所以，我的本科4年，非读书时间占了起码一年4个月，读书时间不到一半。
     我心里明白，那不尽的斗争与运动，以及漫长的下乡劳动，对我的将来任教，没有多大作用——我孩提其就死去活来的劳动，只有苦痛而没有升华；只有文化的殿堂才能让我达光辉彼岸。故我在政治中虽拼力紧跟但总比同窗慢半拍，我在班上曾获考试头名，科任老师累累表扬我；但包括姓严的班主任在内的舆论没人表扬我，他还严肃教诫我警惕“只专不红”，批判我“离群寡居”……
     与就是在此事的非常年轻的20出头，我如矢志入戒的和尚——绝不能吃政治饭，绝不能做官，只能是青灯古佛般的教书读书写作！但为了饭碗活命成家养父母，表面上、行动上必须听党话——时时、处处！！！
     有过了许多年后，年迈老父还为我没能好好读完大学四年而叹息！
     每每想起当年之蹉跎岁月，我仍在夕阳下嘘嘘哀叹而痛定思痛也！
     我想，如果不是家学渊源，不是我自幼苦读，不是我在文革武斗时私自读书，不是工作后始终嗜书如命；单凭大学那不到2年的学习，我肯定是混日子拿工作度日的教书匠与芸芸众生；何来今日之鄙人哉？
     好容易熬到毕业时间，该与学子拥抱了吧？但文革天下大乱，党中央只能决定推迟分配工作；很容易熬了一年，该去学校了吧？万万想不到我们还是“旧学校出来的知识分子的臭老九”，属“挖社会主义墙脚”另类，又被发配广州军区农场种地|“脱胎换骨”改造，重新做人！
     1968年8月中旬的酷夏，当我到达天苍苍野茫茫，眼前是茅草房的潼湖，举目无亲，分外寂寞无奈。当时领导还说是一辈子在这里扎根的了，一辈子啊！眺望苍天还见与尽头；老九命苦，何时出头当园丁？再而思之，出身贫苦，几岁即劳动；稍大，干大人的苦力活；到了最高学府的大学，还说劳动劳动的；大学毕业，还说上山下乡的永久劳动……
     每当潼湖搏命之余，踯躅草棚前，寂寥荒草地，总会哀叹——
    难道我上辈子是大官大地主大吸血鬼吗？为什么我生下来就是不尽的劳动折磨呢？
    我自孩提时立志的园丁梦，到底在哪里？难道只是在缥缈的梦中吗？
    苦海茫茫，何处是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