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肖桂来)中山大学法学院37岁年轻教师谷德近于4月1日在家坠楼事件引发舆论关注。昨日,中山大学法学院官方网站发布《关于谷德近副教授不幸去世事件的情况》称,截至目前,学院没有任何人收到谷老师的辞职信。
昨日,学院对相关情况进行了通报。该通报指出,截至目前,学院没有任何人收到谷老师的辞职信。对此,谷德近妻子唐女士表示,谷老师的电脑里确实存有辞职信,写于3月31日晚10时34分。“现在德近走了,是否提交了辞职信,也无法单方面求证。”
该通报还指出,3月31日晚,谷老师打电话给学科带头人李挚萍老师说想辞职,并约定第二天面谈。4月1日上午9时30分,谷老师来到学院,先后向潘蓉老师、何惠莹老师办理请假和调课事宜,并与李挚萍老师进行了谈话,李老师对此进行了开导。9时50分,谷老师离开学院。
通报表示,学院多次表示将积极协助家属做好后事处理。4月6日,学院派代表前往医院看望谷老师父母,并给予慰问金一万元。
通报指出,目前学校也正积极寻求警方的支持和配合。据该通报,谷德近坠亡当日上午与其沟通的环境法学科带头人李挚萍已主动向警方报告了与谷老师谈话的情况。
该通报还指出,直到4月6日止,因家属坚决要求索赔200万元,此要求与国家和学校相关抚恤政策相差太大,故双方一直未能达成一致。4月7日上午,家属提出200万元索赔的要求,对此学院将尽快再与家属商议如何妥善处理相关事宜。
对于学院的情况通报,唐女士表示不能接受,“学院不配合我们家属沟通情况,让我们感到很心寒”。唐女士表示,目前丈夫谷德近的遗体还躺在殡仪馆。
青年教师:我们是一群“知识民工”
调查显示72.3%的高校青年教师直言压力大
据调查统计,我国高校40岁以下青年教师人数目前已超过86万,占全国高校专职教师总数的63.3%。2010年发布的《中国高校青年教师调查报告》显示,作为近九成拥有博士学位的高知群体,高校青年教师也是高压人群,72.3%的受访者直言压力大。记者采访中,有青年教师自嘲为“工蜂”、“知识民工”,他们坦陈现在身心“不堪重负”。
文/记者肖桂来
图/ 记者高鹤涛
4月1日,中山大学法学院37岁副教授谷德近在家坠楼,其在坠楼前夜写下的辞职书提及“工作压力太大”。无独有偶,去年3月,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日语专业28岁女教师在学校图书馆坠楼身亡,警方初步判断为生活压力过大所致。
中山大学谷德近副教授坠楼事件,也引发舆论关于高校青年教师处境的讨论。武汉大学法学院80后法理专业副教授廖奕认为,“谷师兄是一个很干净、很纯粹,最没有社会习气的人”,但生活、工作上的压力可能会影响人的心情和心理,让人产生孤立无援甚至是绝望的情感。
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朱崇科认为,高校教师只是被捧得很高,大家都忽视了师者的困境,青年教师在大学内是真正的弱势群体。
常自嘲“工蜂”、“知识民工”
李大伟(化名)今年30岁,去年博士毕业后,目前在广州大学城某高校担任讲师。第一年被分配做科研秘书,除了写论文,还参与了多项名教授领衔的科研课题。他一周的工作时间表如此:上午到办公室,联系调研事项,撰写由老教授或系主任交办的其他事务;下午到学校教两个半小时的课,然后“找发票去报销”。双休日里,他给自己定了个“文献收集计划”。为争取在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期刊上发表论文做准备。
同学聚餐时,彭锋被大家称作知识分子、青年学者,但他和同事们有时自嘲为“知识民工”,或“工蜂”。他说,青年教师是一天到晚不停工作,熬着拼着爬职称的“格子”,平时把知识传授给学生,然后拿微薄的工资来供养自己。
科研任务重为最大压力源
“根本上来说,弊病在于高校把职称和职务晋升与发表论文数、出版专著数、申请课题数等‘量化指标’直接挂钩。”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张庆鹏博士刚入职一年,他认为,高校这种所谓“数字化管理”是导致科研压力陡增的重要原因。
据了解,许多高校都对职称评审制定了不少必备条件,如核心期刊论文发表,SCI(科学引文索引)、EI(工程索引)、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收录,国家级和省部级课题,专著和研究报告等。
“但留给青年教师的学术空间并不是很多”,青年教师张庆鹏表示,现在不少优秀期刊极少给青年学者发稿,期刊用稿也存在一些关系网、圈子规则。“即使文章写出来,发稿有的需要一定版面费,有的则需要排队发稿。”
除了论文,课题申请也是科研的一座大山。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廉思于去年出版发布一项报告《工蜂:大学青年教师生存实录》。据该报告显示,近三年,80.6%的青年教师没有主持过国家级课题项目,六成青年教师一年的科研项目经费不足5万元,61.6%的人没有拿到过学校的研究资助。20.5%的文科青年教师没有在CSSCI上发表过论文,没有独立著作的青年教师占83.2%。
青年教师被迫兼职挣钱
“高校青年教师刚入职不久,工资低没职称,申请课题难度大。而结婚、买房、赡养老人等经济压力又集中涌现。”广州某高校青年教师廖兴表示,据他了解,迫于经济压力,近一半青年教师在校外或本校成教学院代课,或做其它兼职。“要生活,没有办法”。廖兴自己在外面兼了两份职,一份是学校成教学院本科班教学,一份是某社会研究机构的课题研究。
去年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北京社会发展报告》显示,2010年的高校教师总收入讲师最低者只有2.2万元,最高者为57万元。报告认为,“市场化”收入体制对教师的教学工作和科研积极性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