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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你的父辈是不是像你说的那么不堪，其实我觉得你应该好好反省一下，难道你真的比你父辈强？如果你回到他们的处境，你真可以混得比他好？或者你可以改变历史走向？恐怕只能庆幸你生活的时代，回顾历史是去看一看曾经发生了什么，而不是一看是你认为是你不堪的过去就选择性遗忘，谁摆出来就咬谁。
的确，百年前的科技没现在昌明，经济水平也没那么发达，但四十年前我们的生活水平跟百年前其实差别不大的，虽然四十年前怎么样我不知道，但九十年代我们还穷得一塌糊涂，这个记忆还是有的。
试想百年前的兴宁就跟世界接轨，我们不值得好好去研究一下当时发生了什么吗？局限在你所知道的教科书，有意义吗？
如果你感兴趣，可以听听逻辑思维89集《被误会的租界》，你们说台湾的教授你不接受，那就听听曾经的央视主持人罗振宇是怎么讲的吧，这个总可以接受吧？
补充内容 (2018/9/26 23:19):
罗辑思维第89期——被误会的租界 89
今天我们说一个中国人既熟悉又陌生的名词——租界。
之所以说它熟悉了，是因为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知道这个词，知道历史上有过这么个小怪物，说它陌生了，是因为绝大多数人在情感上又比较排斥，不愿意去了解相关的事实和细节，因为它引发的联想都让人不痛快嘛，什么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就是租界。
这是中国人民族记忆当中的一处疮疤，谁愿意去碰它了，就像我当年高考的时候，最不愿意去复习的一门科目就是中国近现代史，一会是丧权辱国的条约，一会是被外国人变着花样的欺负，自己人还不争气，你说我又不是个受虐狂，为什么要跟这些让人沮丧的事实天天打交道了，总不如去看一集喜洋洋嘛。那好歹最后是一个皆大欢喜的大团圆结局，对吧。但是没办法，历史就是这样，它像一根铁钉子一样，插在你的民族历史记忆当中，你可能不舒服，但你拔不掉，所以与其我们在情感上抗拒它，还不如在事实上了解它。好在，现在我们有了这么个机会，因为现在我们也走在民族崛起的大路上，那种过去的屈辱感多少也平复了一点点，所以今天，我们有可能客观理性地，重新打量这个历史名词，租界。
那租界到底是咋回事了？一般人的印象当中，这就是列强用刺刀和枪炮逼着清政府被迫割让给外国人的那些，咱娘身上的心头肉，那真是好地儿，什么上海、青岛、天津、大连。你看，现在都是繁华的国际大都市，刚才这段表述，你觉得有问题吗？没问题，但是其中有一个词要商量商量，那就是，它是不是被迫割让的。从租界真实的历史来看，还真不能铁板钉钉地这么说，那好，那现在让我们把历史的镜头，切换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
这场战争之后，中国人打输了嘛，签了南京条约，南京条约里面有割地、有赔款。这都不去说它，最重要的是一条，叫《五口通商》。
也就是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这五个地方，可以允许外国做生意的人，自由地做生意和居住。你看，按照西方人的常识，这就没问题了，两个国家掐架，掐完了之后条约一签，该怎么干就怎么干，按照条约规定的那些细则，我们继续交往和交易，英国人当时就这么想的，傻傻的。它刚开始1845年的时候，到广州的船只有44艘，但是十年之后，1855年的时候，来的船就有437艘，所以你看，整个中外的贸易，实际上是在一个激增的过程当中。但是，贸易这个东西它可不只是数字，它是人和人之间非常具体的交道，这种交道要还原到当时中英，或者说中西文明冲突的角度来看，它就会带来大量人与人之间的摩擦。
刚开始的时候，英国人觉得，你看，我有条约了，哈哈，我可以到广州城租房子了。你来呀，来了之后，老百姓不答应，因为中国的老百姓，孔夫子教育下来的嘛，大家都觉得，这不是我们中国人，那就是蛮夷啊，当时有个词，叫南蛮、北狄、东夷、西戎。你看，这就是周朝时候周边的那些少数民族，我们给人家起的名，你看都不是什么好词，对吧。那时中国人一看这英国人，长得丑，浑身是毛，奇装异服，然后还那么凶，还打仗把我们打败了，当然，当时的中国人可不是觉得什么文明不如人家，什么船坚炮利，想的倒不是这个，朝里出奸臣哪，你看，直到我们现在学中学历史教科书都在告诉我们，当时要都让林则徐干，可能鸦片战争就不会败，就是因为什么奕山、琦善这些卖国贼,朝里有奸臣嘛，所以败了，当时对老百姓更是这样的思维模式，所以他看到英国人，尤其他们要跑到广州城里居住，那大家同仇敌忾嘛，既然官府不出面，官府怂，我们老百姓可不怂啊。
所以当时就出了很多事，你比如说有些英国人跑到广州城里来租房子，那结果就有一些小孩拿砖头扔你们家窗户，或者是欺负人家房东，说我跟英国人我对不了话。那好，谁租房子给英国人，谁就是败类，咱们就欺负他，折磨他，甚至跟官府勾结起来，把这个房东，找一个别的理由给你判几年刑等等。这个在当时都出现过，甚至在1845年，还出现了一个恶性事件，就是当时的老百姓围攻人家西方人的住宅，结果那帮英国人，要知道，当时到中国来做生意的英国人，那也不怂啊，他在母国混不好，所以才不远万里来到中国，那不是来当白求恩的，人家都是来做生意的，甚至就是地痞流氓，他们拿枪打死三个中国人，所以这案子你甚至就没法判，你要说他是自卫吗？确实中国人攻击他们在先，你要说中国法律来惩治他们，人家又有治外法权，这又是签订在条约里的。所以当时的地方官为这种事头疼得要死，所以当时的两广总督琦英，一方面要给英国人赔小心，一方面天朝上国的架子又要端着，一方面又觉得老百姓给他惹事，一方面有觉得民气可用，对于这样的爱过民间人士又不能过度打压，你想想看，你要是当时的两广总督，你会怎么想。但是英国人，英国人是一个没有什么死心眼的民族，一看，这个广州这个地方不大好进，算了，不跟你打交道了，所以大批的英国人就换了另外一个通商口岸，就是上海。
在鸦片战争十年之后，你会发现广州带来的中英贸易的数额，居然下降了一半之多，而哪个地方繁盛起来了？上海，上海的情况跟广州就不太一样，首先当时上海是极小极小的，一小块上海县城，本身居住环境就差，老百姓人又少，西方人又一看，哎呀，说当地的中国人这个生活习惯又不是很好，你要知道，在那个时候，上海，尤其是江南水乡，你不要看现在的周庄去看，哎呀，东方威尼斯，门口都是小河，那个小河既用于倒马桶，又用于洗菜，所以当时西方人一看，我的天哪，这什么生活习惯，他们的卫生习惯接受不了，说算了，我们接受广州的教训，而且我们跟中国人也搞不到一块儿去，我们在城外自己租一片地儿，我们自己聚集去居住，行不行了？这个要求就提出来了，最高兴的你猜是谁？上海的道台大人嘛，太好了，求之不得，你们要进城来，我还不知道怎么处理你们了，你们那些枪炮又厉害，然后你们讲的那一套国际法，什么治外法权，那些东西我也搞不懂，万一跟老百姓发生冲突，我还没法处理。怎么办，你们在城外聚集，给你们划一片地，你们自个儿住去吧，这实际上就是租界的来源。
所以当时在上海，在整个上海县城，靠很北的地方就划了一片地方，那个地方就变成了英租界，后来法国人了，就在英租界和上海县城之间那片地方，搞了一片法租界，后来美国人又来了，在英租界的北方又搞了一个美租界，当然后来美租界和英租界就合二为一，成为公共租界，这就是上海租界的来源。说到这儿你就可以看出，西方殖民者在选择租界地点的两大特征，第一个特征了，是人家才不要你们农耕民族喜欢的，什么土壤肥沃，人口众多的那些所谓的膏腴之地。人家才看不上了，人家来又不是种庄稼的，人家是来做生意的嘛，所以特地要去选择那些水陆交通比较发达的地方。比如说上海的公共租界，法租界，是沿着黄浦江一字排开的，就是现在的外滩，再比如说北方的天津，当时的天津县城实际上是在现在天津市区的西北角，现在沿着海河沿岸的那一片繁华地带，当年那叫地势低洼的地方，没人愿意去住的。但是西方殖民者喜欢，因为够得着海河，所以疏浚海河，把地势垫高，据说最高的地方垫了四米的土，反而比天津县城还要高，所以后来才成了繁华地点，在这儿还要说一个小插曲，英国人当时在北方选择租界的时候，其实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天津，一个是秦皇岛，为啥选在天津了，这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因为英国的兵舰，货物进京比较方便，沿途需要一个保护的地点，最后才选择了天津，但是后来英国人其实一扒拉算盘一算，后悔，真应该选择秦皇岛，因为秦皇岛是中国北方最好的深水港，不妨我们来想象一下，如果当年英国人选择了秦皇岛为租界，现在会是什么一个情况了？没准秦皇岛就成为中国北方，除了北京最繁华的商业都市，而天津将会成为中国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城市，也未可知。那英国人选择租界还有第二个特点，就是选便宜的地方嘛因为他要花真金白银去买、去租，你比如说现在的什么南京路、外滩那一带，当时都是农田，当时在南京路上有一户人家，户主姓吴，叫吴襄，跟吴三桂他老爹同一个名，这吴襄当时把南京路上的一片地卖给英国人，多少钱，四十二两银子，这是1845年签的合同。但是二十多年之后，1869年的时候，同样一片地，卖了六千银子。所以你看，这个地价涨了有多高，这个地价上涨说明什么，说明原来那不是什么好地，是在英国人手上把它建成了好地。
可能有人会说，我又说卖国言论，但没办法，这就是事实，当时的天津也是这样，当时建法租界的时候，就是现在的劝业场，多繁华的地点啊，当时只有92户人家，法国人一户人家打发了十两银子，大家还挺高兴，搬走了，但是这一片地方很快就开始往上涨，到了1920年的时候，法租界一亩地一千两银子，到了1928年的时候，这就是战乱时间，越打仗，租界的地价就越高，因为租界安全，有外国的枪炮保护，1928年的时候，法租界一亩地已经涨到了一万多两银子，这不是通货膨胀，这就是它建成城市的价值的体现，所以你说，西方人从中国抢走的租界都是好地方，这句话错没错，没错，但是另一种表达方式也许更准确，就是西方人从中国抢走了地，然后把它变成了好地，这更接近了历史事实。但是说到这儿，你可能会还觉得奇怪，你不就是租地吗？对吧，我们中国人到美国租一片地，然后我们就在这儿设立警察，不认你们美国的法律，可能吗？租界它最让中国人觉得痛苦地方，是主权丧失了，你们西方人在这儿又是搞公共管理，又是建立警察，又是建立法庭，你们有治外法权，这简直就成了国中之国，这才是你真正的强盗行径的标志。
那请问，这是怎么回事了？我们研究了之后发现，很少能找到一个标志性的事件，说西方人怎么就在中国慢慢的把主权给拿走了。它是一个历史上，就是切香肠的过程，就是一片一片给切走的，你真的考察它的历史细节，真的是哭笑不得，它往往是中国人拱手奉赠的一个结果。我们来看看当时具体的历史过程，刚开始的时候，西方殖民者，在中国政府手里拿到的仅仅是一桩买卖，就是一纸普通的房地产租赁协议，或者说买卖协议，里面可不牵扯什么主权、治权、法权这些政治上的安排。比如说1845年，上海的道台和英国的领事，签订了一份叫《上海土地章程》。
这份文件通常就被历史界认为是上海租界的起源，这份文件你可不能说它是不平等条约，因为至少在当事人看来，那个情绪正好是倒过来的，英国人反而觉得这个好委屈的。
因为按照《南京条约》的规定，我们可以自由居住，但是你们老百姓捣乱，怎么办了，我们退而求其次，在你上海县城的外面，还隔着一段距离，我们找了一片荒地，建立我们英国人的聚集地，这总可以了吧，总可以息事宁人了吧，对于上海的官府来讲，好，这巴不得，这叫重大的外交胜利，你看，我们终于通过人民的斗智斗勇，把英国人圈到了一处了，他们不再四处捣乱了，你看，那个时代皇权的朝廷经常就这么想问题，最好我的老百姓和外面人不接触才好，所以你看，中国的澳门是怎么被割让出去的，那刚开始可不是什么不平等条约，什么坚船利炮打的结果，那就是这个心态的一个产物，葡萄牙商人来做生意，跟皇上讲，我们到处乱走好不好，皇上说别，你们就在那儿待着最好，给你们一片地，你们不许出来，要做生意，和十三行打交道，所以葡萄牙人就在澳门定居了下来了，时间一长，就变成了事实上的割据，人家就拥有治权和主权，上海的租界也是这么回事，那你说，这个主权是怎么切香肠，一步一步归了人家，你看，刚开始割出去的叫专管权，就是每个国家拥有自己租界的管理的权力，这个是怎么发生的了？
给大家讲一个历史事实，当时美国人在英租界设立了领事馆，英国人就不舒服了，说你们自己有租界，干嘛跑到我这儿捣乱了，美国人可不理那一套，说搞什么搞，根据国际法，这片地方主权属于清政府，对吧，你不就是出了银子租了这块地，我也是出了银子的，凭什么这个地方就是你的呀，我不管，把国旗给升起来了，这个英国领事心里就不舒服嘛，跟吃了只苍蝇似的，说好不容易英国人搞了一片聚集地，怎么突然中间加了个美国人，就跑去跟上海的道台抱怨，这在中国这些道台大人们看来，这西方鬼子最好就不打交道，你们最好不来闹，你们之间的事我也搞不清楚，什么国际法，什么治外法权，什么相互之间的外交条约，我一概不懂，甚至他觉得，什么英国人，美国人，这都是胡扯，长的都一样，两个国家就是蒙我们的，好跟我们多签一个条约，说你们最好不闹事，所以后来上海道台说，你美国人不是有自己的地方吗？你们就回去嘛，这个地方是英租界，你就让他自己住不就好了吗？好，此言一出，后果是什么，后果就是各个国家的租界由各个国家自己有排外的权力，你看，这就等于把专管权授予了各个租界的外国人吧。
你看，这就是第一步，那请问，那个法治的权力，就是设立法庭判案的权力，怎么又转移过去了，还是一样的原因，糊涂嘛，不愿意去管，比如说英租界的治外法权是怎么转让出去的，就是因为一件事，当时因为有一个中国人和英国人做生意，欠了英国人的钱，就跑去找中国的官府打官司，说不该欠我钱，他们欺负我等等，上海的官府一看，说别介，你别跟我说这事，我一听头都大了，尤其是跟英国人打交道，处理好了，我也没落啥好处，处理不好，朝廷还要算我的帐，这样，我给你出一个主意，你别找我，你去找英国领事求求情，看他有没有办法处理你这个事，英国领事一看，好事啊，要睡觉正好来了枕头，来来来，这事我帮你搞定，什么，你欠他钱，没事，这钱我帮你还了，从此就成为先例，就是中国人和英国人打官司，是在英国领事的权力之内，所以你看，刚开始根据正式的国家和国家之间的条约，英国人只是个体拥有治外法权，就是我在中国犯法，不归你中国法庭审判，归英国领事，叫领事裁判权嘛。
对吧，但是因为我们聚集在一块儿，所以我们把这种个人的治外法权就捆绑在一起，这可真叫是巧取豪夺，摇身一变，变成在一片中国主权内的地方，拥有了裁判权，而这个裁判权是怎么让渡过去的，是因为中国官府不作为产生的一个结果，那你说，最后的主权又是怎么让渡过去的了，说白了很简单，不争气嘛，比如说太平天国时期，上海县城小刀会起义，把县城给占了，上海当时的什么道台，县令，全部跑到人家租界里去避难，请问这种情况下，还有什么主权可以捍卫的，你的人身安全都要托庇于人家英国人的炮舰和刺刀，你还要什么主权捍卫的能力了，所以刚开始的英租界也好，公共租界也好，地点都很小，但是随着一次一次中国政府的无能，在战乱期间，在各种各样的剧烈冲突面前，因为租界可以提供相应的安全保护，所以租界就一点一点地扩大，最后所有人都承认，这片地方的主权就属于你英国人吧，所以就成了一个既成事实。
所以你回头去看这一段历史事实，这不是人家西方人拿刺刀逼着我们就范的结果，这是我们自己不懂国际法，不懂什么叫现代的主权概念，用一次一次的让步，一次一次的拱手相赠，铸成的一个事实而已。
接着跟大伙儿说说租界，租界成为中国的国中之国，这当然不是咱们中国人很露脸的事了，但是它也带来一样好处，就是繁荣，就拿当时天津的租界来讲，那可是叫东方芝加哥，世界各大银行都在这儿设立办事处，现在到天津去，你还能看到那些大银行的旧址，好雄伟的大楼啊，而且当时天津有一个好处，就是市政设施非常发达，甚至和当时国际上的大都市，什么伦敦、巴黎、纽约，在技术上都是同步的，什么有轨电车、什么管道煤气、上下水，还有带抽水马桶的小洋楼，这些在整个中国北方，几乎只有天津你能得到，当时的北京虽然相隔不远，而且号称是首都，那可就差远了，达官贵人们能住的最好的地方，不过就是四合院，一开院门，整个城市都是暴土狼烟，从生活设施上讲，跟铺着木地板的天津小洋楼，那可怎么比了，所以当时的很多达官贵人们，到北京是谋个一官半职，挣点钱，真要想享受生活，对不起，请移步天津，所以当时天津租界的房价居然是北京的十倍之多，你能想象吗？
那上海就跟不用说了，远东第一大都市，各种灯红酒绿，所以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之后，很多高官平时是在南京挣银子，但在周末却杀奔上海去了，上海有漂亮的舞女，有各种各样的霓虹灯，享受生活，就得在上海，所以这是繁荣，但是问题在于，这样的繁荣的基础是什么了？不好意思，它的底牌让我们今天的中国人感到很尴尬，天津、上海租界的繁荣，就是列强的刺刀和炮舰，是那些蛮横无理的武力，在民国的时候，一个中国人想要办一个轮船公司，你通常都得有一个动作，就是把其中10%的干股白送给一个西方人，最好是一个英国人，因为英国的皇家海军最强大，只要你拿出10%的股份，就可以享受英国皇家海军的保护，你划算死了好不好，从此国内的地痞流氓，军阀都不敢动你。所以搞到后来，英国的领事都很郁闷，说你们这些英国人，在国内混不好，到中国来混，你们很不爱国啊，我们的纳税人出钱建造了皇家海军，是用来让你们挣这点蝇头小利的吗？来保护中国人的船的吗？但是郁闷归郁闷，没办法。
当时在民国时候，中国的局势就是这样，出了租界，往往就是一片乱世，所以租界的扩展往往都是国内其他地方的政治，或者军事出了问题。所以租界就扩展一回，你比如说1854年太平天国，上海有小刀会起义，很多难民就跑到了租界里面，当时英国人说，这是我们的聚集地，怎么你们进来了，但是也拦不住，怎么办呢？但是好歹这些难民往往都是有钱人，带着银子进来的，英国人不死心眼嘛，一想得了，挣一票钱吧，把我们的房，把我们的地卖给你们，租给你们，你们就在这儿住吧，所以又挣了一大票钱，而且把租界的地盘又扩大了很多。再给大家举个例子，1912年的时候，袁世凯手下的北洋第三镇士兵在天津发动政变，当然有历史学家讲了，这就是袁世凯自己策动的，但不管怎么样，这次兵变确实失控了，导致天津老城区的那些商业地带烧成了一片废墟，那在添加什么地方是玩好的呢，那还用说嘛，当然就是租界了，有外国士兵的刺刀把门，所以很多天津的有钱人带着金银细软和家小，就开始往租界里跑，一边跑，一边就想明白一个道理，哦，原来只有在租界当中，才可能有生命的安全和财产的保证。
所以从此，在中国现代史上出现了一个让现在的中国人感觉到非常尴尬的现实，就是反而在租界内，可以有安全和繁荣，出了这道线，外面就是兵变和动乱，所以你自己选，你待在哪里，虽然那个地方不是中国的主权，是丧权辱国的地方。在北洋军阀的历史上，有一名高官叫徐树铮。
他的命运就典型地说明了这一点，这个徐树铮可不是一般人，他是皖系的大将段祺瑞手下的左膀右臂。
在北洋政府当中号称小徐，大徐就是总统徐世昌，他叫小徐，他在历史上也算是一个非常有功绩的人。比如说1919年，虽然我们历史书上不大写，他曾经带着四千人马奇袭乌兰巴托，生是收回了当时有独立倾向的外蒙古，一个人呐，那也算是足智多谋的人。1920年，当然北洋军阀内部打得也是一地鸡毛，直皖大战，皖系败了，徐树铮没办法，就一路往南跑，一头就扎进了上海的租界里面，要知道，当时上海是在直系军阀的包围之下，比如说什么孙传芳等等。
都是直系，呀，小子，徐树铮是皖系大将，跑到我们的地盘眼皮底下，你想干什么，这徐树铮没闲着，在上海的租界里面到处搞串联，希望皖系军阀东山再起，所以这个损传芳就像猫一样，围着这个老鼠洞转，但是没办法，这个老鼠进洞了呀，这个洞是由英国人来保护的，英国人说，你别乱来啊，这人到我这儿可就归我管，虽然我们并不喜欢徐树铮，我也没有意图要保护他，但他进来了，我就要保护他的安全，你看，当时英国人说了还是算的，后来实在压力太大，怎么办呢，英国人说烦死了，你们军阀在这儿斗来斗去，这么着吧，你走吧，所以徐树铮没有被英国人交给当时就在门口乱转的孙传芳，而是一张船票，上了船，去欧洲考察。这到了第二年，到了1925年的时候，其实当时段祺瑞已经再次掌权，所以他就又回来，到了上海之后，第一站就给段祺瑞打电报，说我到北京看你去啊，段祺瑞就跟他说，你千万别来，现在北京的政局我也掌握不了，周边市民冯玉祥这些人也不听我的，你可千万别来，徐树铮说不怕，你都当总理了，我就来吧，然后就非要去了北京，这一去可不得了啊，段祺瑞说，你到了北京，你就别再出去了，你就在我这儿待着，徐树铮说不怕，我接着到天津，帮你划拉点儿兵力什么的，就从北京在前门车站上了车，直奔天津而去，结果呢，结果出了北京，刚到廊坊，就被冯玉祥给逮着了，冯玉祥当时知道，就等在旁边逮他呢，所以派着士兵生把火车给拦下来了，上了车，直接把徐树铮就抓住，抓住之后有什么审，有什么判，还给你走法律程序，少来那一套，直接拿到火车站旁边一个空地，就地枪决，这就是当时一场血案，段祺瑞拿他也没有办法，因为手里没有兵嘛，过了不久，段祺瑞就黯然下野，从此再也没有回返政坛，这件事还有下文，1945年的时候，当时抗战胜利了，徐树铮的儿子在南京国民政府的法庭，就向冯玉祥提出了控告，说你当时为什么把我爹给无缘无故杀了，又没有任何法律程序，当时国民政府哪敢讲这个理啊，就以什么诉淞时效已过，就坚决不受理，因为冯玉祥当时也是国民政府的高官，哪个敢判他呢，这件事发生之后，让那些有爱国情怀的人情何以堪呢？在中华民国主权的管治下，没有王法可讲，反而是在租界里是一片朗朗乾坤。
冯玉祥所以在民国历史上，尤其北洋军阀历史上，在北京和天津之间，就形成了一种非常有趣的互动关系，北京的那些军阀一旦斗败了，二话不说直奔前门火车站，坐火车就直奔天津租界当中的老龙头火车站，一旦下车，马上就是一片解放区的天，从此就安全了，所以你看，北洋军阀的那几任大总统，从袁世凯开始，到什么黎元洪，徐世昌，曹锟，这些人在天津都有自己的房产，为啥，以备不时之需，万一斗败了，那个地方好歹是一片安全的养老之所，所以天津有一个赤峰道，现在还在，当年就是都军街，住满了那些斗败了的军阀，原来在外面打的跟乌眼鸡似的，一旦到这里，大家都是好邻居，可以愉快地玩耍，可以搞一些股票投资，摇生一变，变成实业家，所以你看，这是一个多么可笑的场景，但是它也多少说明了租界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个作用，它就是那些剧烈冲撞的减压阀。
当然了，后来租界就衰落了，为啥，因为帝国主义不行了嘛，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帝国主义，法帝国主义遭受了沉重的打击，他们再想在中国耀武扬威，那就没门了，尤其是北伐的时候，我们北伐军那可是势如破竹，在1927年1月3号，北伐军和汉口英租界的那些警察和士兵，就干了一架，英国人怂了，不行了，所以汉口英租界从此回归祖国怀抱，这是1月3号的事情，紧接着几天后，1月7号，九江的英租界又开始被收回，本来这是一件好事吧，但是这过程中，你看又发生了什么，3月份，1927年的3月份，北伐军拿下了南京，然后就出现了一幕人间惨剧，当然我们的历史书上不大讲这一段，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拿下南京之后，把当时英国驻南京的领事直接押至街头，用青龙刀给砍了头，而且把领事夫人用27个士兵轮奸至重伤，100多个外国妇女被轮奸，在英国人看来，在西欧人看来，这不就是义和团来了吗？但是他们没办法，有心无力，真的是有想法没办法呀，所以最后，只能是停泊在长江上的几艘英国兵舰，向南京象征性的打了几炮，算是抗议，这段历史，我们中国人不大去提，但是从此之后呢，租界对于人身保护的作用就大大地下降了。
中国社会的这个减压阀的作用渐渐地就没有了，给大家举个例子，1928年，当时国共分裂，国民党反动派大肆捕杀我爱国义士和共产党员，其中一个著名的共产党员，是中共早期的妇女运动的领导人，叫向警予。
就是蔡和森的夫人，这个向警予呢，当时一看不对，就往汉口的法国租界里跑，法国租界也把她抓了，但是按照当时租界的条例，说进入这儿我就要保护，我至少不能把你引渡给国民政府吧，所以当时的法国领事，在汉口的，叫陆公德，这个人至少做到了，当然也有人说，有人给他塞钱了，但不管怎么讲，他就是死活不肯把向警予交出去，但是当时武汉，就是国民政府的那个卫戍部队的司令，就非逼着他交，双方就僵持起来了，法国人当时也算是条汉子，居然能够做到调法国的兵舰，直接到武汉待着，说你要敢进攻，我就敢开炮，当然后来法国人还是怂了，不行嘛，帝国主义遭受了沉重打击，所以后来法国政府干脆一看，说直接交人吧，有点丢面子，所以干脆就换了一个领事，第二个领事就把向警予给交出去了，一交出去，那还用说吗？当时就遇害了，所以你看，整个租界的衰落，其实就意味着中国社会最后一片安全的保护阀丧失了它的作用，读这段历史，真不知道是该喜还是该悲啊。
刚才写了很多关于租界的好话，我估计场外有些情绪激动的朋友已经在那儿喊了，说我卖国，居然敢替殖民者招魂，多大的罪过，现在全世界都没有殖民者好吧，我现在替殖民者说话，说给谁听去，关键是我们当代中国人能从这一段租界的历史当中，得到什么样的启发，我想至少有一点，那就是经济想要繁荣和发展，和平的环境和自由的贸易是必不可少的，虽然在租界的历史上，这两点是在外国人刺刀的保护下实现的，但是就像西方人讲的那句话，最糟糕的秩序也远远好过没有秩序，所以有些中国人妄图通过打乱之后得到大治，痴心妄想，没有和平的环境，什么经济都不要再想了，这是第一点启示。第二点启示呢，就是人在城市化发展当中的作用，你看，在租界发展的历史上，其实远远不止我们刚才举的这几个，什么上海、天津、汉口、青岛，还有很多，比如说东北的营口，当年就是租界，再比如说长江沿岸的什么九江、镇江，还有我老家安慰芜湖，当年都有英租界，甚至苏州还有日本租界，都没有发展起来，你说为啥，我们其实可以从人的角度再理解一遍租界的历史，租界的繁荣可不是一天建成的，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更不是用制度这样的空泛的因素可以解释得了的，它其实就是那些西方的冒险家，他们在本国可能很失败，但是他们不远万里来到了中国，带着自己的视野，观念，知识，人际关系，在这个地方打拼，用他们的工作方式，生活方式，甚至是娱乐方式，一点一点构建出来的一个城市化的奇迹。
比如说上海南京东路是怎么来的，它不是什么市政府规划的结果，它就是一个人娱乐的一个结果，当时英国人要跑马，他们喜欢赛马，搞了一个跑马场，但是嫌太小，就不得不在旁边建了一条路来遛马，很多中国人一看，这不就是马路吗？对，马路这个词就是这么来的，你看这就叫大马路，后来的南京路，顺着大马路，后来又修了二马路、三马路、四马路，整个英租界的市政格局就是这样奠定的，它的根子实际上是人的娱乐，再比如说1906年，南京东路大修，当时的出资人是上海犹太大亨哈同。
他花了60万两银子，在印度买了几百万的铁梨木，用桐油给它泡了，然后用于修路，当时上海人可自豪了，全世界哪个城市敢用木头修路，这样好的木头，所以当时的报界有个顺口溜，叫北京的蓬尘，伦敦的雾，上海人用红木修马路，当然不是红木了，是铁梨木，但是这个手笔在全世界也是罕见的，但是你知道哈同是谁啊，他当年来到中国的时候，就是个犹太瘪三，上岸的时候兜里六两银子，只能到一些洋行去干一些什么门卫，清洁工这些工作，但是后来，他利用他犹太人做生意的那个头脑，炒房地产，后来发了财，成为了上海最有钱的人，后来就修了这条南京东路，所以你看，所有的繁华，说到底都是具体的人。
你看，在世界第二次大战之后，很多发展中国家都有两条发展思路，第一、叫进口替代，就是我关起国门，不让你外国的东西进来，我自己发展自己的民族产业。第二、叫出口导向，就是打开国门，我们勤勤恳恳地为外国人做手艺，做东西，这是一个开放策略，虽然刚开始的时候不太看得出优劣，但是一段时间下来，大家知道，进口替代策略是错的，出口策略才是对的，那为啥呢，说到底，不还是一个人的因素吗？因为一旦开放国门，进来的何止是资金，关键是人，就像中国三十年前改革开放的时候，很多人说外国人精着呢，才不会把自己的核心技术泄露给中国人呢，是，但是要知道，经济学上有一个基本的结论，就是人类的知识总体当中，那些能够写的出来的，能够号称叫专利的那些知识，那才是多小的一部分，最大存量的知识，其实存在于人的各种各样的生活细节当中。
你比如说，你外国人只要到中国做生意，你总要雇中国人吧，中国人蹲旁边看看，好多东西就能看得会，它不见得一定是那些技术细节，比如说你怎么管理公司，你怎么管理员工，你怎么管理财务，甚至你怎么管理卫生间，你怎么管理那些保洁人员，你怎么做生意，怎么签合同，怎么谈判，怎么做广告，怎么做营销，所有这些东西，当我们在一起日夜厮混的时候，我们蹲在旁边，又不傻，渐渐地就学会了，这些东西，大家回顾三十多的中国改革开放史，你会发现人才是最最重要的，它为中国培养了大量的人才，所有你看，上海在改革开放之后，为什么它有先发优势，就是因为很多老上海人，当年在租界历史阶段，就已经学会了很多西方人的知识，包括很多工作习惯，比如说守时，比如说信守承诺，比如说公私分明，这些东西都是上海人的优点，在很多其他城市，你找员工，往往就不如上海人靠谱，原因就在于这儿，人以及人传达知识的方式，才是繁荣最坚定的基础。
好了，说到这儿，其实我们不是为了说租界了，我们想说的是中国这一轮的城市化，如果再过多少年，我们怎么形容，我们现在这一代中国人经历的这个阶段的中国，我想什么那个明星吸毒了，什么谁在微博上又说谁了，谁跟谁又干架了，这些新闻真的不重要，这个阶段中国最重要的历史是什么，就是大量的中国人要涌进城市，把中国变成一个城市化的中国，每年可有1000万到1200万人进城，一个波澜壮阔的城市化进程正在中国展开，这个过程当中，人的因素就是最最重要的，今天，我不妨再吐槽几句中国的户籍制度，很多人，包括一些经济学家，他们在批判中国户口制度的时候，往往是从阻碍农民进城这个角度着手的，但世界上，这个角度是错的，大家想想，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通过户籍制度，果真拦住了农民进城吗？没有嘛，我们就拿上海来讲，刚改革开放的时候1000万人口，现在呢，常住人口2300多万，这还是不完全统计，你看拦住了吗？
所以说大城市想拦住农民进城，哪有那么容易，你除非在城市周边建设铁丝网，除非你在粮食供给上回到粮票制度，否则农民该进还是得进来，你只不过通过户籍制度让他这个过程变得非常痛苦，非常的受折磨，仅此而已，户籍制度真正犯的错，其实是另一个方向上的额错，那就是阻碍了像北京，上海这些高度发达城市文明的人，离开北京，上海，到其他地方去建设新的大城市，因为我有户口，我享受特权，我怎么舍得离开北上广深呢，其实从上一轮城市化的进程，也就是上面讲的租界的进程，文明可以发现，租界是怎么起来的，就是那些高度发达城市文明的人，来到低度发达城市文明，然后用他们的知识一点一点搭起主体框架建成的嘛。
就拿我们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来说，也不乏这样的例子，唯一一个大型城市化的现成案例，就是深圳，可是深圳是怎么建成的，大家想一想，都是全国各地的精英，包括北京上海的精英，因为那个地方是政策特区，大家可以挣得更多，生活更好，所以投奔而去，带来了高度发达的城市文明，由他们的知识构建起了基础的框架，然后再有农民进城，所以才有了深圳。
但是其他一些地方的城市化，往往我们寄望于什么政府的政策，什么高楼大厦，房地产，但是由于，没有高度发达城市文明的人带去相关的知识。所以现在在中国很多地方，不就出现了鬼城吗？没有人，所谓的城市化就是一场空。啥叫城市化，城市化是现代化过程当中，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它是一种非常精微而繁复，而复杂的人类的社会结构，它的建成，是需要很多知识的引领的，你不要以为把一堆农民往一起一搁，它就是个城市，那极可能会滑向另一个极端，就是大规模的贫民窟，那样的城市化，我们要吗？所说到底，现代化也好，城市化也好，经济发展也好，所有的都基于人的知识和人的创造，所有，世界上最不明智的事情就是限制人的自由。
本期推荐书籍：
《中国租界史》 费成康 著
《上海租界志》 史梅定 著
《上海法租界史》 （法）梅朋、傅立德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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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8/10 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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