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忘过去——“斯文扫地”在兴宁

若思

“斯文扫地”在兴宁

           ——沉浮舌耕之23

   我在东江的东水中学难捱，妻在家乡更难捱！

   逼于生计，妻在家乡找份八毛钱一天的小工亦十分艰辛。我不时回家，钱要辗在车轮下。分开了家，父母要负担。每月妻恐怕只能得我十几元钱。家中年年三荒四月，又加上八月荒。刚分开家，连个小厨房也无；住房与伙房不能老合在一起吧？两个小孩，老是肚饿！每次回家，见到儿挨饿的脸上的菜色，内心如汤煮！

   最难忘的一次是在永和墟，斯文扫地也！

   那时，妻去“走后门”，到黄岭仓库的姐夫处买来蔗渣糠。挑回来后又去加工厂辗得更粉，有点貌似“米糠”。然后辛辛苦苦挑去永和墟卖。妻去得很早，占的位置也很好，本想赚点“人工钱”帮补家用。可是，等呀等的，就是没几个人问津；即使来问的，不是问问便走，便是手翻了几下后便摇头而去……人家的糠早卖完了，没卖的，见顾客越来越少，也陆续捡摊了。只有妻，还在那里呆头呆脑地等着、望着……

   我的肚子早咕咕叫了，饿得头昏眼花。妻呢，一早起来便里里外外劳作；上百斤的糠担到集市，又傻傻等了二、三个钟头！她的脸上灰青，眼睛失神，还在拿扁担死死守在那里。

   我不习惯守在妻旁边，也的确不好意思——大学毕业的高中教师，要与老婆一起卖蔗渣糠谋生！我岂能和老婆一起卖蔗渣糠？我只能走走转转……转转走走，不知捱了几世几劫，妻还是无奈地守在那里，冷冷落落、孤孤零零地守在那里。

   真是“不到黄河心不死，到了黄河才死心”，永和墟全散了，妻才下决心，咬紧牙又挑着上百斤的蔗渣糠回家。

   “唉，以后再也别卖蔗渣糠了！再也不要这样搞了！”几分劝戒，几分凄凉、几分辛酸，我如是说……

   “也不一定，说不定过两墟有人买，也不一定。”妻还在希望“太阳从西边出来”。

   “唉，别指望了，我的心都碎了！大学毕业生，高中教师，没本事帮老婆，乞丐似的守在集市上，真丢人！”此时，心里愈酸，泪水在眼眶里转了又转，我赶快的拭，才没有掉下来，“回到和平以后，我一定要尽量节俭。无论如何也要多寄点钱回家，千万不要再去卖蔗渣糠了！”我大声说。

   不知是肚饿，还是心里痛苦，永和镇到我家才4华里，但总觉得走不完！“夜漫漫，路漫漫，长夜难明赤县天！”这本是歌舞《东方红》中的朗诵词，怎么突然在我耳边响！这里讲的是旧社会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怎么会在“红太阳”照耀下的眼前冒出来呢？这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否定文化大革命伟大成果”吗？这不是要“全党共诛之，全共同讨之”吗？

   “不行，不行！决不能如此胡思乱想，万分危险！”我在狠狠警告自己。

     但是，如“黄河之水天上来”，如“滚滚长江东逝水”，如“飞流直下三千尺”，我怎么样也遏不住，怎么样也止不了——

   年年四月荒加八月荒的饿得青黄的乡亲；

   我在广州九佛公社搞“四清”时，叫老贫农邝富三诉旧社会的苦，她竟然声泪俱下控诉起六十年代初国民经济困难时期的大饥饿来；

   我在马坝广东矿冶学院读书时，见到饿倒在曲江中学前面水渠边的死尸，一位老妪在寒风中长声号哭；

   听人云，在外国，大学毕业出来工作，一个人工作可养活全家。周日还驰着小汽车带全家人游览，——也可能是“阶级敌人造谣”！

……

   头脑越来越乱，步子越来越沉重，天上的红太阳无论如何在眼前也亮不起来。妻不说话，我也不说话；只有妻的扁担不堪两大箩蔗渣糠的重负，在不停地喊着“惨、惨、惨……”  

若思

zyn 发表于 2015/8/10 16:56
七十年代中期生活自嘲：

                                   西河桥头卖柴郞，

感动中---握手

若思

lb88888888 发表于 2015/8/11 20:34
长兴老弟你知道你老婆那么辛苦你以前干嘛跟他离婚，在外面找了个女人，翠娟找了你这么个男人

你这么老的家伙了，这么没事找事以攻击别人为乐？----屁！---我不过是讲了毛泽东的文革浩劫，挖了你祖坟吗？


补充内容 (2015/8/12 11:05):
看来我以前去医院慰问你还走错了门呢！

补充内容 (2015/8/12 11:06):
屁--------------

若思

若思 发表于 2015/8/12 10:53
你这么老的家伙了，这么没事找事以攻击别人为乐？----屁！---我不过是讲了毛泽东的文革浩劫，挖了你祖坟 ...

而且，你敢亮出你的姓名吗？谅你没胆量！

若思

我是最后回帖——
1、那个老不死的至今不敢亮自己名字，躲在阴暗角落，而他却无辜攻击别人，请大家评理‘。
2、离婚的就是坏人吗？就不能写文章吗？
3、不敢具体评论人家文章，却攻击与文章没有关系的事情，就是小人；
4、就算离婚了，还念与前妻的艰苦岁月，是君子之德吧？

若思

我是最后回帖——
1、那个老不死的至今不敢亮自己名字，躲在阴暗角落，而他却无辜攻击别人，请大家评理‘。
2、离婚的就是坏人吗？就不能写文章吗？
3、不敢具体评论人家文章，却攻击与文章没有关系的事情，就是小人；
4、就算离婚了，还念与前妻的艰苦岁月，是君子之德吧？

若思

骏马38 发表于 2015/11/25 23:50
忘记历史等于背叛！

握手，朋友。

若思

改革开放万岁----

若思

凤凰山 发表于 2016/5/10 19:47
忆苦思甜，珍惜当下，我鄙视赌博的教师！

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唉----------

若思

学校巡督导师 发表于 2016/5/11 11:06
张老师，看来您是兴宁教师的脊梁！我的一个同学也是兴宁特有的，但他只是没人敢惹他就好了。

握手---感谢！

我与宁中中学有缘
               ——以最赤诚之心献给母校七十华诞庆典



          似水流年兮，
          流不尽我对宁中相思。
          梦牵魂萦兮，
          春花秋月吾几度唏嘘！
          闻母校七十华诞兮，
          千言万语倾诉……


    “缘分”，本是带几分神秘、几分迷茫，却又是我们在现实中经常与它打交道的、带中国“特色”的民间流行语。我读书起家，笃信科学，素与玄学无缘。然而，一提起母校——兴宁市宁中中学，我便心潮起伏，不能不信起“缘分”来……
    先看数字：我1943年出生，1963年母校毕业考上华师大，1983年服务母校，2003年退休，然后在母校长住，这不是“缘分”吗？且问，校友千千万，谁有我如此之巧啊？恐怕还没有和我这样的“全等”与“相似”的吧？
    缘分的本义是能在茫茫天地里聚在一起；但我认为，更高层次的应是，彼此融合，如胶似漆，并获得人生的升华而终生刻骨铭心。这才是缘分的最高境界！
    虽说近50载过去，我做学子时的一切，；即使是漂泊他乡，她也不时让我作梦牵魂萦的“涛声依旧”。接着呢，我在母校生活、工作的27年的日日夜夜，仍历历在目——

             一

    1960年代初,中国大折腾后大饥荒笼罩。我因广东矿冶学院预科下马，插入宁中高二就读。
    我们 忘不了橄榄树下饥肠呱呱艰难夜读的时光。母校的领导饿，老师饿，消化能力特强的学子，更是煎熬得痛苦！我们虽然不时牢骚怪话，饿是当然的流行语；但是，我们的刘涤心校长、粤尧老师、诗妙老师、国泉老师、超祥老师、钦怀老师、俊民老师、学仁老师、远文老师、河清老师、李清老师、宪真老师、中源老师、佛恩老师、常伦老师等等，忍饥挨饿，夜以继日，顽强拼搏，生怕我们考不上大学！我们学子呢，每餐二、三两米，一口盅咸菜伴我们6天；如果我们蒸饭时钵内加点番薯、木薯，那就是难得的享受啊！
    那时的校园，榄树遍布。那在秋风里掉下的榄粒，就是治饥的仙丹。上夜课时，面带菜色的我们，照样孜孜不倦苦钻。下夜课了，学校熄灯了，我们如豆粒的昏暗油灯，刹间布满校园。春夏秋冬，年年载载，莫不如此。
    我至今记得，有些调皮学生深夜饿得不行，就溜到榄树下，伸出“神腿”猛蹬大树，让榄粒掉下充饥……
    我至今不明白，按物质不灭定律，那点食物实在是支持不了我们的。但是，那点可怜的米，那点咸菜，还有偶尔的榄粒，再加阳光清风，竟然是如此的“黄金组合”，神奇地支撑我们师生辉煌完成学业。老校友应该记得，1961年，母校高考获广东第3名，引来了省教厅领导到宁中总结经验！就拿我们1963届而言，4个班，180人左右参考，也有27人考上大学，——要知道，那时大学纷纷下马，没几间大学可考啊，非常艰难的啊！我记得李应球考上北京航空学院，何善心、张冠威考上中大（何以后官至广东省文史馆长、省参事室主任，正厅级），邓钦鹏考上华南理工大学，钟应强、李素芳、曾砚香考上华农大，我与曾应强、吴国华、黄素廉考上华师大……
    饥饿的中国，饥饿的母校，迹饿的师生，竟然在年年载载的挣扎里年年载载有大批桃李芬芳；即使没考上的，许多人也成了祖国各战线的骨干。这，的确是奇迹！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为我们千千万万校友的真正的学习目的正名。我们为什么要读书，为什么要上大学，老实说，我们最大的渴望就是脱农村，进城市，“磨谷壳”，能过上稳定的象样的生活。如果夸张点说，就是传了千百年的信条——“书中自有黄金屋”。但是，长期以来，对这目的，我们客家人总羞于启齿，似乎见不得人。其实，此目的非常正常和合理。以人为本，让人活就是最根本，让人过上温饱日子就是天经地义。我们通过读书，有更多的本领报效国家，同时获得较好的报酬，过上有尊严的生活。这有什么错？难得“读书为了饿肚子”才是马列主义吗？ 荒唐！当然，我们文化高了，生活好了，就应该多贡献国家，关心中国命运。这当然是更崇高的情操了。

             二

   感恩——知足——思报，照我母亲的话，就是做人要有良心，这是我人生信条。自从1963年离开宁中后，在中国大陆的政治大气候的大折腾中，母校坎坷我坎坷。我们一起经历了“整党内走资派”的所谓“社教”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死去活来的10年神州大浩劫；我大学毕业后即去部队农场近2年的“脱胎换骨”炼狱，接着在西江漂泊和在东江任教。此中的烦恼，自不赘言。
    而最幸运的是，是华主席粉碎四人帮和邓小平的改革开发，我能如愿回到母校工作。1983年，我刚好40岁，几经漂泊的远方游子，也是最年富力壮最有经验的时候。此时能报效母校，多么幸福啊！
     今日，我不时与卢达宏、罗应林、陈超贤、夏杰、陈焕朋等“老宁中”闲聊，对我校师生长期以来，尤其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拼搏情景，都不胜慨叹：“真令人难以想象！”
    春梦随云散，飞花逐水流。昨天的争妍斗艳，如今却雾里看花！如果今日不死死抓住几许，恐怕连不清晰的雾中花，亦会消失殆尽矣！因此，趁校庆之际，我们的确有回忆的必要。

            A

    “你先去开房门，我先到课室去看看：看学生到齐了没有，看学生是否认真上夜课。”好几次，满身疲劳，踏着黑夜与妻回到宁中校园，我的第一件事便是先到课室；否则，坐在房中也不安心。
    高三班主任工作是我的传统节日。从参加工作第一天起，我总战战兢兢，生怕工作做坏了。一年三百六十日，总是“不放心”多。尤其是开学第一个月，那三十天，从早到晚，我是“全场紧逼”：凡清洁卫生，伙房清点蒸饭人数，事必亲躬；谁不扫地，或扫地马虎，第二天早上我找他，甚至与其一起扫完才上课；其他科任老师上课情况如何，有些老师喜欢“讲好话”，回避矛盾，班干部又不敢如实报告。为此，我常在课堂背后做“壁背鬼”掌握第一手材料；我的一块小黑板，为“短剑篇”激浊扬清，写上表扬与批评……拼搏了几十天，班干部也强起来，各方面上轨道了，我的“警察”职能才稍减弱。但到临放假的几周，又“全场紧逼”了。
    我还是天蒙蒙便起床跑步。大多数是沿寨仔——秦屋岭——横新小学，然后跑回来。回来后催学生起床——每到寒冬、初春，总有人赖在床上贪暖被窝。有位来自山区的姓朱的补习生，基础好，就是懒！好几次，我把他从上架床上拖了下来。他还有个毛病是喜欢睡。有一天夜自习，睡在课室。见多次谈话不解决问题，不觉火起，我把燃着的香烟往他背上一压，他猛然跃起！我这次“法西斯”之后，他再也不敢贪睡了。结果，他真的考上了大学，父子俩还专门拜见我，千多谢，万多谢；“多亏长兴老师关心，严要求，才考得上大学！”
    上午的课间操，很多学生怕热，纷纷躲在树荫下随便动几下便完事。而我呢，经常在太阳底下，带领学生认认真真做。
    在早读课，我经常一心多用：检查人数，询问迟到的学生；找学生谈话，了解学生情况；巡堂，看学生有什么要问的没有；找学生面对面批改作文——尤其是重点学生……
   那时候，老师的工作量十分大。当时宁中在彭子健校长领导下，是闻名兴宁的“红旗学校”，曾拿兴宁高考第一。因此，涌来的学子多，班班超百人。教主科语文、数学、英语的老师，教3班是“家常便饭”，而且，我和焕朋老师、达谋老师等还要做班主任，我和焕朋老师等还负责文学社辅导。的确是忙、忙、忙啊！但是，我们没讲什么报酬，也没什么牢骚，一心扑在工作上，还觉得好充实和幸福。那时的确是理想主义大放光芒的时代。事实也是，10年浩劫，我们老师大学毕业后长期没书可教，都是阶级斗争和苦力的干活，郁闷啊！如今，我们能够派上用途，在知识殿堂遨游。既是实现自我价值，又渡学子奔向光辉灿烂的明天，多舒畅啊！

                  B

    我现在来点幽默，说说我们教师的“苦恼人的笑”——
    八十年代，宁中老师工资低（个别老教师除外），住房窄，负担重，工作量大。就其精神状态，可用“咬紧牙关，顽强拼搏，却又不失幽默”，亦即“苦恼人的笑”来概括。
     那时老师工资低，大家省吃欠用。且看我们怎样调侃：“你有钱不花，脸黄肌瘦，就是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抹黑！”
     “你重点大学毕业，高中老师，还穿得土里土气，千万不能让外国记者看到去报道啊！”
     “按职称你是局级待遇了，怎么还是半间破房和烂铺板啊 ？哈——”
      大家注意小孩营养，自己却吃得差。群贤老师说大家要“独吃”——“独吃为后代。”意思是自己身体好了，才能有命去哺育儿女。
     我和中大毕业的罗钦宏老师感情深啊！大家都任教高三，我语文，他数学。
    “‘衰鬼’，你这么早来啦！”
    “‘衰鬼’，你比我还要早呀！”
    八十年代，我与罗钦宏老师住上下间。一见面，即以“衰鬼”相称——貌似贬渎，却不乏亲切与幽默。大家都是“文革”之六十年代中期大学毕业——他中大，我华师。他分配去西江之德庆县，我则到与他紧邻的高要县。1979年之后，大家均先后在永中、宁中任教，始终是农村来农村去的。大家都上有老下有小，老婆在农村。在学校里每人只一间窄小的烂屋，门口连个放小炉的地方也无。我67届毕业，每次调资晋级以1966年划界，次次无份。我好些高中上下班同学，未考上大学，随后民办代课；如今一套“政策”，我的工资比未读大学的还低一级！你说“衰”不“衰”？广府话称“碌擦”为最衰最下贱，而67刚好与之近音，因此，我们总在心烦时把自己说成“碌擦”届毕业生。罗钦宏老师66届毕业，本行好运，但因在肇庆工作给计划生育的“土政策”抹掉了晋级的机会，竟然与我这倒霉的“碌擦”而一起“碌擦”！
    那时，我们平日抽的是最便宜的“自制烟”。我们身边都带着儿子，但平日总舍不得加点菜，紧巴巴的粗蔬淡饭过日。大家都说我瘦，但我忙起来连命掉在地上也无暇去捡起来，更谈不上瘦不瘦的。唯有钦宏“衰鬼”，又矮又黑又赤又瘦，仿如腊鸭，头发早早花白。但是，我们除了偶尔叹叹气，嘲弄“衰鬼”之外，就是低下头来没完没了的工作。（他积劳成疾，一身是病，后调到家炳中学没两年即去世！）
    那时，我、“大哥”（王志民老师）、罗钦宏、陈盛章、朱利嫦、刘群贤、黄常伦，还有一位姓杨的老师，一起挤在那四合院式的破旧平房中。每到下课，起火声、切菜声、劈柴声、掀缸盖、锅盖声，你呼我唤声，来来去去脚步声，饭菜碗卡拉卡拉声……真是一曲好听也罢，难听也罢，乐也罢，烦也罢的“交响乐”！但是每到中午，此“交响乐”不过奏40分钟左右，随即则寂静——连小孩子的闹声也停了下来……
    “那时的家属真自觉啊，要求自己真严格啊！”至今想起来，我们还啧啧称叹。如此艰苦生活，如此强的“群体意识”，恐怕今后不会再有了……
    有耕耘就有收获。长期以来，我们的母校成绩骄人。1980年代，除了拿过高考全县第一外，也经常拿第二；或与兴民中学争高下。1985年，罗海涛同学，勇夺高考理科全县第一！前些年，罗美莲老师教的一位学生，获全县英语高考第一名！我任教的1985届的李梅珍同学，读高三时长篇散文就在中国核心期刊——华南师大出版的《语文月刊》发表，并同年考上该校。前些年，我校中、英、数、政治等许多学科，高考成绩600分以上的，各科均近百名。大约2000年左右，考上省线的达150多人，超沐彬，仅次于一中、家炳……
     我在母校任教20你，经历了6任学校领导（6朝“元老”）。母校长期战绩显著，与我们的好团队密切相关。1980年代以来，我们忘不了彭子健、卢达宏、罗达谋等老校长的好领导，调动了师生的积极性。我们忘不了拼命硬干水平高的好老师，比如罗粤尧、陈世超、黄河清、彭政蜚、彭世榔、幸桐华、王柏昌、王志民、张伟坤、刘群贤、陈庆衍、罗新华、罗国藩、黄常伦、朱利嫦、黄森源、陈栋、赖澄、罗作标、陈朋、陈超贤、罗钦宏、罗应林、廖耀先、夏杰、陈伟、吴锦才、游锦平、罗美莲、肖善民、罗振波、罗远强、陈文中、古志来、张越珍、黄运标、张振基等许多老师，都是享有威望的，值得尊重和回忆。

                 C


     我在母校耕耘20年，绝大部分时间任高三毕业班教学，以后任语文教研组长，虽付出许多，但也得到广大学子的回报——
     潘耀清同学，我和他永中、宁中都是师生关系，他是两间学校的广东校友会长，是省防雷减灾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大领导了。多年里，我们一直有联系，他一直在礼遇和厚报老师。
     彭新荣同学，从罗浮山来，品学兼优，终于上了华师大。先后任兴宁市、梅江区的建行行长，如今是管理明珠集团公司的大企业家了。他一直和我有来往。
     李梅珍同学，师大中文系毕业后，下海经商办工厂。她的工厂参多达1200员工，她现在还是深圳盐田区挂职的妇联主任。我们经常联系。
    我忘不了宁中中学1988届的聚会。久违了的20年，久违了热烈和激动。他们已洒上天涯海角，我还在母校蜗居尽天年。我的同行廖利华同学在深圳教书出了名，硕果甚丰。曾文导同学进入深圳国有免税集团。罗庆华——当年的高才生在东莞发达。我还从他们的通讯录找到交往甚密的何跃进同学！
    我同样忘不了宁中中学1989届的聚会。当年文文静静的邓子中同学，已经是中山市纪律检查委员会的领导——完全可以做兴宁市的“大爷”了，让人刮目相看。朱秋芳、罗秋芳和我是“同行生意”。赖兴升同学在云浮海关。钟海庆在农行“倒海翻江”。还有当年的团支部书记、去年指导我买股票赚了2000多元的罗志宗老朋友。
   顺次机会，我还要向一贯尊敬我、关心我、帮助我的袁丽云 、刘海龙、 张其中、 余利娴、 刘金威、 李文光、 陈远方、 毛文城、陈颖、王永杰、王振欢、刘柏坚、王伟楠、廖清华、彭亮元、罗殷、陈放文、陈小良、肖少芬、陈胜、周东斌、陈道军、巫俏平、杨蔚山、李宗汉、谢建强、罗燕霞、何森杰、陈胜、张海滨、张远清、何惠玲、黄文新、邱文先、何洁芳等许多同学致于最诚挚的问候！
   我从小喜欢写作，长期关注中国命运。我在母校紧张舌耕20载，并没妨碍我的创作和其他成果。我除为母校主编《新苗》文集外，还在报刊发表了100多篇文章；我主编的20万字的《大成文史》由兴宁地方志办公室出版，我创作的50万字的人生报告《往事如烟》由梅州市作家和梅州市教育学会出版。（我退休后，仍住在宁中。我32万字的政论、杂文、散文集《风雨长河》在香港出版；2009年为兴宁市主编（执行）大型文集《宁江春雷》，为永和中学广东校友会主编《永中情怀》）。1984年，我获《黄金时代》杂志报告文学征文二等奖；1994年获《中国改革建议大奖赛》三等奖（我出席的北京人民大会堂的颁奖仪式还在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中播出）。我有幸成为兴宁市8、9、10届政协委员，梅州市作家协会会员，梅州市客家研究会会员，中国作家在线网签约作家，并获得许多奖项。这些，同样离不开广大领导和师生的支持啊！
    1990年代末，我还遵罗达谋校长之命创作了《宁中中学校歌歌词》，至今刻写在校园里，这对我是莫大的鼓励。词曰——

        在抗日烽火中诞生，
        在阳光风雨里成长。
        我们的宁中中学历史辉煌！
        在美丽的校园里，
        我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勤、严、细、实，奋发图强。
        前进、前进、再前进，
        在前进中实现我们的理想。
        让我们的青春年华与伟大的祖国一切荣光！

             三

     似水流年，时不我待。我不觉退休7年了 。大概是长住学校吧，我特别渴望把母校办得更好,以便时时让自己光彩光彩。趁此，我把多年的思考略陈如下，供决策者参考——
    1、希望中国大陆不再折腾，让教育回归本位。母校70年历史证明，祖国大气候好，母校就好，我们师生就幸福；反之就遭殃。既定的改革开放国策应该永远不变，中国应朝科学、民主、法治、人权的普世目标前进。学校应回归教育的本位，应该成为缔造人类文明的母机，应成为缔造文明公民的摇篮；不应成为某党的政治工具和传声筒，不应由某领袖个人决定中国学校的命运；应如温总理讲的那样，学校应脱离官本位，应由教育家办教育，学术应自由。只有这样，才能学校有福，中国有福。
    3、希望兴宁领导大力扶持宁中这样的学校。宪法规定中国公民有平等享受公共教育资源的权利。对重点学校政府以前已作了重点投资，现在必须轮到宁中这样的学校了！我认为，必须加大投资充实硬件建设，必须有优秀老师派来工作，必须在生源上有一定保证，让巧妇有“米”可炊……
    4、希望广大校友继续支持母校。在这方面，罗焕昌先生是大榜样，值得我们效法；即使经济没什么能力，我们也可以智力扶持啊 ，——有什么好信息、好资料、好门路，及时提供给母校，也是贡献啊！
    5、希望有好校长领导母校。铁的事实证明，办好学校，校长十分关键，就能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我们十分希望有彭子键校长这样的 既大公无私又有水平的领导主政。
    6、希望有爱岗敬业的老师。我舌耕几十年，深有体会：不热爱学生，绝对无法长进，绝对搞不好工作。现在大多数老师敬业，值得尊敬；但在部分老师里有这么一种说法：“我这么低的工资，没深圳的零头，我的工作只能是这样的了。为什么要那么努力呢？”兴宁么工资是事实，我们有必要呼吁解决；但在另一方面，在兴宁，老师的工资属中等，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又是事实。因此，我认为，既然当了教师，是职业，起码应对得起这份工资，工作不应该太离谱；而且，我们中学老师一般受了大学教育，应该比较有社会责任感和人文关怀。我们的学生大部分属弱势群体家庭，极需通过读书改变处境。如果我们做教师的没尽责，耽误了他们，让他们永远弱势下去，于心何忍？如果是自己的儿女、弟妹被庸师耽误了，又是怎么样的心情呢！所以，我认为，老师待遇差也应尽力工作，才对得起良心啊！（当然，校长也应十分关心老师生活，尽力解决他们的困难。）

                       2010年12月12日于宁中中学教工宿舍忧天斋寓所

若思

感谢您。多联系啊。
善良、正直、博学，是普世价值吧。

若思

学校巡督导师 发表于 2016/5/12 00:11
张老师好，感谢您赠来真情实感的回忆录。我算是苦难中成长起来的人，细心读来身临其境，看到那时读书的艰 ...

怀念永和镇的吴振波等小学老师
           ——2012年度教师节感言   


    不久前，我和校友吴志欢商定，去拜访我小学时的的班主任吴振波老师——他住在湖乡深山。
    我还是20多年前见过他。那时他的亲戚刘梦才是我高三学生，大概是希望我特别栽培吧，专门到宁中看我（刘梦才同年考上江汉石油学院本科），我们还一起吃饭。
以后的漫长岁月，吾于红尘滚滚里苦苦谋生，加上身体每下愈况，竟然没有去看望恩师。唉——
现在想起来，他的确与我有恩啊。
    读小学时我家特别穷，衣服特别破烂，许多同窗看不起我。我呢，也特别自悲。除了默默苦读出好成绩外，别无他求。
那时候，小学刚成立少先队。在大陆易帜初期，可是特别荣耀的事情啊！而且，首批加入特别困难，人数也少，因此，可谓竞争激烈。
我呢，本来就自悲，虽说申请了，但绝对不敢奢望的。
    到了小学老师讨论加入名单的那天，我和一批同学偷偷在办公厅墙后看热闹。
好不容易听到我名字了，我以为反正没什么希望，所以并不紧张。然而，恰恰的吴振波老师，为我据理力争，历数我的优点。最后老师们一致通过我为首批少先队员！
    这是1950年代初的距今50多年前的事情了，但我至今刻骨铭心；即使是北风寒天，一想起来，我就热乎乎的……
    他知道我是好学上进且容易受人欺负的学子，便因材施教，经常公开表扬我，甚至护着我。就算我小学毕业到永和中学读书，听说我一上初中就得了作文比赛第一名，兴高采烈的，夸奖我为大成小学争了光！
    以后，我离开家乡，游学在外，还是想念恩师；他呢，同样心系着我。
    他个子不高，斯斯文文而瘦瘦弱弱的，微笑总挂在脸上；但胡子只是黑黑的不长不短。这是他永远留给我的印象；只要我在世一天，我就永远铭刻老师的形象！
    他还教我们的音乐课。他教的歌唱土改的“老黄牛肥又大，土改以后到我家……”我现在还会唱；当然，没有政治色彩的《牵牛花 》，我至今仍经常唱——

              牵牛花，藤藤长，
              爬上篱笆爬上墙。
              一爬爬到瓦房上，
              瓦房穿上新衣裳。

    但万万想不到的是，前几天去永和老家，突然听到他和师母刚去世不久的噩耗！恍如晴天霹雳——
教师地位不高，小学老师地位更低；而我的老师们在大陆易帜后长期在夹着尾巴里过日子；而在毛泽东之后的邓小平改革开放好日子，他们却没有享受多久就辞世了，唉——阿弥陀佛。
    而在穷山区早早退休、工资特别低的教师，风烛残年，孤独看日起日落，恐怕人世间就没几个人关注他们了。
而且，中小学老师没有什么行政级别，死了，送葬时也没有什么长官送行；即使有生前学生送行的，也是极个别现象！如果大多数老师西行时没有他众生热爱的学生送行，那就不仅是学子的羞耻，更是大陆道德沦丧的悲哀也！
    “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中华美德，在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人人奢望升官发财的中国大陆，恐怕快灭绝了！
    但我这个不思悔改的书呆子，却是永远记住我的启蒙老师们：没有他们，就没有我的今天的存在与享受！在中国漫长的社会里，学生入学拜“天地君亲师”神位，称“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总有其“合理内核”吧？
但在永和深山的吴振波老师，还有我小学时的吴思仁老师、黄雨清老师、黄耀良老师、张振华老师、何俊川老师、何逸民老师、张愚若老师、邹文老师、丘福（佛）添老师、池苑芬老师、许昆贤老师、陈立安老师、陈仲伟老师、黄辉老师、张启成老师、潘超鸣老师、张导正老师、吴光文老师、朱兴梅老师、冯国辉老师、吴福阎老师、刁克思老师、吴金贤老师、许昆贤老师、张导正老师、宋伴祥老师等等，他们的形象和铿锵的名字，永远在我心中！
人生如寄，潮起潮落，虽说“是非成败转头空“，但为了社会漫长岁月的进化与运转，让中华文明不会灭绝，总有其不变的价值观吧？总需要有人坚守精神家园吧？要不然，我们还与猪狗动物有什么区别呢！
    在这教师节到来之际，我特表深深的敬意和怀念——
    祝活着的恩师们健康长寿，并渴望见到他们！
    祝逝去的恩师们在天国安息，并渴望他们在天国感应到我对恩师的尊敬与怀念……

若思

学校巡督导师 发表于 2016/5/11 11:06
张老师，看来您是兴宁教师的脊梁！我的一个同学也是兴宁特有的，但他只是没人敢惹他就好了。

赤脚少年的甜酸苦辣
             —— 初中三年求学的刻骨铭心

我1957年秋考上永和中学初中部，而且是很艰难考上的。为什么呢？那年永中一级才招四个班，单我就读的大成小学便是两个大满班毕业；何况，永和镇还有其他大间小间学校呢！应当说，考得上永中便幸运。事实也是，我小学时的一些尖子生，因考试临场发挥不好，便未考上，只能读社办的侨中、农中等校。
从1957年至1960年的永中三年，是新中国从治到乱的风云激荡的三年，也是对我人生观、价值观打基础的三年。撒什么种子结什么果，什么样的存在便奠定我什么样的性格与意识。老实说，是老师的教诲让我明白什么是文明，是师生真情让我懂得什么是正义与善良，是腥风血雨的“政治”让我心忌主流僵化体制。总之，我初步领略了中共的伟大与失误的滋味，开始了独立思考。我的心越来越与我的老师贴近，我的屁股越来越与下层劳苦的、弱势的百姓同坐一板凳……

        一上永中就发财

我1957年考上永和中学，全家欢天喜地。但是，穷苦家庭要凑上学杂费，则难啊！
我记得，家里养着母鸡，但平时全家绝对不能吃蛋的，要拿去卖换油盐钱呀。我至今记得，那时我不时往永和圩卖鸡蛋；大的四分钱，小的一毛钱三个！我记得，为了多卖几分钱，怕价低了回去给爸骂，到散圩时还没卖完！我只能垂头丧气捱着肚饿地蹲在那里……
但是，上学是一定要的，砸锅卖铁也要上，父母不知求了多少人，才把学杂费凑够！
虽说缴了学费，全家又担心：何时才能还清债呢？
啊，天大喜讯！开学没多久，我便“发财”了——学费全免，钱退了回来；领一等助学金！
全家喜从天降，大家奔走相告。
父母一再告诫我：“不要忘了班主任张嘉铎老师的关照，不要忘了学校的恩情！做人要有良心，要认真读书，报答老师……”
在其后漫长的五十载的人生中，大钱小钱，经我手的不知有多少，却没留什么印象；唯有——上永中就“发财”——既退回学费，又领一等助学金的那沉甸甸的十元钱的感觉，至今深刻不忘！
但好景不长。初一级下学期便“反右”斗争，1958年起“大跃进”的“三面红旗”，本应越来越“共产”才对；然而，免费、助学金之类反而取消了！我记得初二期考时，学校说“谁读书谁出钱”，不再上门劝学，班主任只得听上面的话，说我欠学杂费，考试时硬把我从教室赶了出来……

        忘不了陈来珍老师的“第一名”

“长兴，怎么你这么厉害？作文比赛第一名！”
“看你弱弱小小的，想不到是全校闻名的大秀才！”
1957年秋，我步入永和中学的第一学期，万万没想到贫穷的我，不起眼的我，且与老师还很生疏的我，竟然“太阳西边出”，在学校作文比赛中，得了第一名！在隆重的大会上由黄南山校长颁奖！
这第一名，让我止不住心跳，让我地无分南北，让我飘浮在祥云灿烂的天宫里……
我的母校大成小学，是出名的学校。小学老师一见到我，便竖起大拇指，啧啧称赞：“你为大成小学争了光！”
不过，冷静想起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到小学二、三年级，我便见书则看；地上有废报废书纸也捡起来读；见人家写得好的文章，便反复揣摩，慢慢的，我也喜欢写，自然也比一般同学写得好了……
到了中学，这么多小学的尖子汇在一起，我还有点“心虚”呢！但是，我的陈来珍老师——年青、漂亮的姑娘，我年青的语文老师，竟然慧眼识才，“破格提拔”，给了我“第一”！而这“第一”，我当然第一要感激来珍老师；第二则脊柱马上挺直——“不用自卑，张长兴是有两下子！”再下来则是写作迷了心窍，一路猛写下去了。
高中毕业考大学，我非读中文系不可！华师中文系，培养中学教师，本无培养作家任务；然而，我还是在编织“作家梦”；大学毕业，到了部队农场种田，日斗夜战，我还在偷偷写作；任教三十余年，大部分时间在高三毕业班，于百忙中，我还在写，共发表百多篇文章！我写作欲如此强烈，原因诸多；但其中一条是陈来珍老师的激励。
而且，我这终生中学语文老师，凡学生勤写者，一律鼓励；写得有特色者，我一律高分；还因材施教，“拔高”，让大批学生习作变成报刊“铅体字”，让这名扬四方的“惊喜”，变成他们日后漫漫人生路的激励。而这，还是源于陈来珍老师的恩泽……（陈来珍老师于2009年不幸逝世，终年81岁，我深表哀悼！）

       不能忘怀的其他老师

时间虽逝去四、五十载，当时赤脚少年的我也步入了退休的晚年。然而，一想起永中，便会缅怀当年老师！真是——
悠悠四、五十载的潮起潮落，
是我在他乡夜泊时梦牵魂萦的涛声依旧：
我的恩师们何在？
他们是我时时的怀念与灯塔……
如今，我把他们的印象“录”下来以示我的报恩与激情——
张嘉铎老师。一上永中，他就是班主任。他个子矮小，脸白净，人斯斯文文的。他出自教育世家、数学世家。虽说是班主任，是总管一切的容易“上火”的父母官；但是，他从来对学生十分关心、慈和，且是不紧不慢的、柔声细气的语调。他的数学课上得好，我们十分满意。他见我家贫而好学，不仅免了我学费，拿一等助学金，还让我做学习委员。然而，好景不长，这样的明媚春天过了才一学期，接着便是毛泽东的“引蛇出洞”，他便糊里糊涂做了“右派”！
一做“右派”，当然是学校批判对象，打入十八层地狱。然而，让人奇怪的是，不少原先是十分“听话”的学生，此时竟敢在课堂上公开攻击与笑骂他，让我心如刀割；还有，因为我是他的“得意门生”，在那些“风派”学生看来，我也是老师的“狗腿子”，也是“准右派”，也马上看不起我。
但是，我年纪虽小，人格上却早熟，对他仍然敬重与同情。因为：一、父母告诉我，做人要有良心，要正直、要知恩图报，因此，我绝不能投石下井；二、当时民间大家都讲“右派”是有本事的好人，都敬重他们。其后，嘉铎老师打回大成社原籍成“五类分子”被管制劳动。他老婆也马上与他脱离，嫁给平远的猎人，只剩父女相依为命，受尽人间炎凉。但是，我不论是读上大学的“火红年代”里当上“红卫兵”神神气气“衣锦还乡”，还是我工作后成“臭老九”回家，我一定去拜访他，并“孝敬”点“小意思”。粉碎“四人帮”后他改正复职，然后退休。1990年代，我主编《大成文史》，他写的长文《园丁世家的风雨春秋》，我全文原汁原味登入。其后在惠州女儿处安度晚年。但天有不测风云，前两年，他因女婿张本强车祸命丧受重大打击，随即辞世……
王振老师。我初三时的班主任，也是人生大转折时的导师。那时劳动仍多，他也和我们一起吃苦。但劳动不忘“突出政治”，记得在修福岭水库公路时，劳动中间休息，他让我读报。我错把东“莞”的“莞”读成“壳”，他马上纠正，让我至今不忘。上化学课时，讲“燃烧”。他并不先讲定义——什么是“燃烧”；而是用诗一样语言，说人们歌颂光明，而他则歌颂火光，歌颂火光的来由——燃烧，最后是板书：“任何发光发热的化学现象，叫燃烧。”时光已过去47载，他那文学与化学的有机综合，至今让我神往。不知当年同窗还有几个记得此幕？
黄南山校长。矮矮的、斯斯文文的，三十左右，有点口吃，但讲出来便有水平。对学生很好。有一次开学时父亲凑不出学杂费，专门写了封信给他。他看了信之后，非常佩服家父文笔，问是“什么文化程度”。最后，虽未同意缓交，但也郑重回了封客客气气的信给家父……
谢作灵老师。我忘不了谢作灵老师温暖的一拍与亲切的话语。1956年，我才十三岁，星期天便到水库工地去为父母挣工分。一天傍晚，我拖着十分疲倦的身子往回走时，背后拥来了大队学生。“小同学，不简单啰，星期天也上工地，看你满身是泥的……”话语未毕，一位满面笑容的年青老师右手往我肩上一拍，并搭着走了好长的路，说了许多好热情的话！事后，我才打听到他是永和中学教师。我想，他与我不相不识，竟如此温暖我；将来我能效法他，该是最大幸福！
罗锡煌老师。他对我的语文天资极为称赞。他矮矮的，白白胖胖的，老是咳，带点病态的潮红。他为人乐观，善讲笑，讲课生动。他讲《范进中举》，边讲边列出胡屠户对女婿中举前后的表现；他在笑声、咳声中，也引起我们全班的笑。后来他倒在永中工作的任上！
罗伟康老师。他儿子罗福明与我同班。他教地理，学识广，口才好，工作负责。
钟蔚然老师。那时他是“右派”！还为永中牧羊，我们戏称“苏武牧羊”！但为人十分慈和，十分爱护学生。我家穷，体弱多病，他总问长问短。有一次，人家送了葡萄糖针水给我，正是蔚然老师给我静脉注射的。他教我生物课，我考试常得100分。以后，我考上韶关的广东矿冶学院预科班，在1961年的大饥荒中，他还寄了衣服和日用品给我(尽管他也十分困难)。几十年来，我是把他当作父辈来尊重的。
陈钧祥老师。他是有功底有学问的，讲课十分熟练，还摇头晃脑的。对学生极热情。
刘聪贤老师。他教初三代数，讲课认真、熟练。
刘玉凡老师。听人说是木匠出身，但他的初二几何课讲得生动、熟练。我至今记得：“鸡是两只脚，但两只脚的不一定是鸡！”
罗展坤老师。我七八十年代在永中教书时，他是德高望重的老一辈了，大家尊称他为“展伯”。我读初三时他任几何课，他的师德、水平，均为一流。有一次，来了校内外的许多老师听他的课，挤满了教室。那时他还年轻，经历场面不多，讲话时紧张得有点颤抖。他知道我成绩好，那堂课还特别提问了我……
张淦方老师。教我体育课，教态好，很认真的。有人私下讲他是工友出身，送去培训，然后回来教的。不知是否真的？
黄蔚文老师(人称黄高佬)。兴宁有名望的体育界前辈，因评上“右派”贬来永中。大家都说他“水平高”。有一次，我一位同学(还是大成村同乡)，上体育掷手榴弹时，竟掷到他嘴上！血流如注，门牙打落，不省人事，惨啊！过后，他还对我们说：“我打落门牙，满口血，我就把血吞到肚子里去。血有营养啊！”险啊！听说在文革浩劫时，还被红卫兵赶回家耕田，唉！听人说，解放前他是有骨气的体育届前辈，想不到解放后这么惨！
李恩平老师。老革命，离休干部。他大跃进时任我班主任，老本科生，教地理。他坚决执行上级命令，好像当年打国民党的战斗，带领我们走南闯北炼钢铁。他工作负责，关心学生，我与他长期保持联系。他是老师里联系校友最多的，大家评价高，是德高望重的老前辈。但是，这样的好园丁，文革时还受侮辱冲击，真是阿弥陀佛！粉碎四人帮后恢复高考，我还多次辅导其子。如今，80多岁的他，仍健步如常，思维敏捷，话锋不减当年，关心国事，不时撰写回忆录，让吾辈佩服。此乃天佑贤良者矣！
罗天真老师。大跃进时的班主任，长期患肺结核病，工作负责，但火气较大。
李希钦老师。反右前任总务主任，教我班美术课。后划为“右派”，不准上课了，但利用他特长，让他在墙壁上写“教育为无产阶级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之类的漂亮、醒目的政治大标语。
黄云老师。好像是体育教研组长，篮球打得好，投篮准。一次，只见一高大的工友冲进教室要打学生，他急忙冲过来制止。待工友走后，他还很关心问那学生“吓着了没有”……但没过几个月，突然被中共逮捕，说是什么“历史反革命”还是什么“特务”！听罗铭祥老同志说，他在狱中拉肚子而死亡……
蓝用邦老师。教过我数学，矮矮，白白，胖胖，戴近视眼镜，很斯文的知识分子，脸上总透着谨慎与忧郁。很爱清洁。我见他洗衣服时泛起满脸盆的肥皂泡，我这乡下苦孩子还很奇怪，认为“浪费”。又是没过去几个月，同样被中共逮捕，有人传言他是什么“蓝衣社特务”！以后则不知去向……
如今想起来，让人难理解：中共一来“运动”，便马上能抓许多人去“专政”。我估计上面这两位“特务老师”，很可能是在解放初中共“宽大”政策感召下，彻底交代了历史问题，然后“幸福”地进入人民教师队伍“安居乐业”。谁知大陆极权最高当局是搞“阳谋”、阴谋的老手，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在他治下的中国大陆，我们的许多“特务老师”和广大的“右派”老师，能不倒霉吗？
我至今还记得某老师在全校大会上批“右派”时的发言：“许多人说右派分子有本事，其实，并非这样。那些右派会吹，老讲自己有本事；而我们广大老师却是老老实实教书，谦虚、扎扎实实的。”
但是，又几十年过去了，在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在亿万百姓中间，人们还在为我们的“右派分子”们唱赞歌。阿弥陀佛……

                大炼钢铁的折腾

    我至今不忘四十多年前“大跃进”的折腾与荒唐。
“粮食压死美帝，钢铁保卫和平！”“挖空四望嶂，熔化铁山嶂！”
炼铁炼钢，工业化大生产，技术性顶强。但是，共产党重宣传：“生产大跃进，宣传打先锋”。把右派宣传臭，接着把“右倾”、“保守”宣传臭。既然大家怕“右倾”，怕“保守”，“钢铁元帅”自然升帐。
    昨天刚是乡下砌灶头的土师傅，今天却是“高炉专家”！甚至连泥水师傅也不是者，没两天也是“能手”了！
    放下一切，全党全民炼，仿佛当年国共争斗的硝烟弥漫的“三大战役”。中国国情与民情决定了由舆论一律到行动一律，谁反对谁反动，谁是狗屎堆！
   那年，我刚上初二，便停课在石陂角度过了艰难的日日夜夜。分班拉着大大的风箱，日夜不停。刚停下手，马上又要去做煤球供土炉燃烧。困了，则在山野靠一靠，躺一躺；人家一喊“起来，上工了”，便不刷牙，不洗脸，迷蒙着睡眼又呼噜呼噜拉起风箱来……
   有一次，炼铁生火的木炭不够。公社一声令下，李恩平老师等便带我们凌晨出发，到宝山深处的“百官塘”冲去。出发前，公社副社长×××(记不清了)，紧握着恩平老师手壮别。走呀走，爬呀爬，不知走了多久才天明；又不知走了多久，才到达。走到“百官塘”，虽没什么菜，饭却任你吃，熟番茨大大的有。吃饱了饭，几个调皮鬼抓起番茨当“炸弹”，扔到老百姓白墙上去……
我们才是十四、五岁的小孩子啊！来回一百多里啊！还要挑着木炭回来啊！还是“童工”啊！但没有人叫苦，没有人低沉！连牢骚也没有人发！大家个个是“罗通扫北”，个个斗志昂扬，怪哉！
更难忘的是远征黄陂，到铁山嶂挑矿石。我们挑着畚箕与行李包，迈上征途。第一天在龙田中学住宿，第二天便到达黄陂圩附近的农家住下了。大家挤在一座小古屋的上厅与下厅里(无中厅)。地十分潮湿，有些地方生长着青苔，阴沉沉的。随便垫点禾秆我们便躺下睡——长途跋涉，太疲倦了！上厅后面有个长而窄的暗室，好像有木板架着。有两个同学捷足先登，占据“有利地形”。但过不了几个钟头，他们马上垂头丧气，连喊“阿弥陀佛”，冲了出来——老百姓告诉他们，那里专放死尸……
挑矿石可苦了！三更半夜吃早饭，列队匆匆出发，不许拉后，不许掉队，非急病不准请假。长蛇般的人流，震动深谷的足音，吱吱喳喳的喧闹……这一切，对我这个渴望读书的孩子来说，更添了苦痛与寂寞；但这苦痛与寂寞又绝不能让人家觉察的，且要强装成“意气风发”，“一年等于二十年”的豪迈劲儿，真够惨！
天亮了，旭日升起来了，我们才到“三家村”(“文革”时的中国人最熟此名了)所在。漫山红叶，青山高耸，溪流潺潺；伴几声白云深处的狗吠与雄鸡鸣唱，与灿烂的朝霞融和。景物是美的。我不时与小说中的良辰美景联起来，但是，越是联想，越觉惆怅与悲伤……
到了铁山山顶，景色更美，但更伤感！肚饿了，脚软了，头昏眼花了……但是，怕人家说我“孬种”，不支持“大跃进”、“右倾”，我只得咬紧牙，担着沉重的矿石往回赶。（有人干脆连人带矿石滚下出！）
睡的地板太湿了。后半段，我得了风湿病——胳膊阵阵刺痛。但是，风湿疼人家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不流血，不发烧，不红肿，又能吃饭。你说有，人家可说你“无，偷懒”！我好胜心强，只能疼便疼罢，大不了死就死罢！绝不被人“看衰”！——照样天天“搬山”不止。
回到家，胳膊疼得更厉害了。我好容易向班主任请了假；然而，一位“矮仔心肝短”的姓罗的班干部，还高声骂我“懒鬼”！
回到家，也难过。爸做食堂会计、干部，干部则要严格要求家人；结果，爸要我硬去干活！我还是得不到养病！
捱到没法，只得去看。感谢永和圩张卓民医师的三剂药，把我治好了。
“大炼钢铁”二十年之后的公元1979年秋，我调回兴宁县永和中学任教。多愁善感的我喜欢“发思古幽情”，还不时到石陂角凭吊“古战场”——那黑不溜秋的炉渣、铁屎、废砖，如牛头，如马面，如断臂，如残腿，如枯骨……这狰狞的一切，分明还在无声诉说当年的惨剧与辛酸！

                “鬼　抢　祭”

    一年四季，阳间最高兴的是过年；如果有阴间的鬼，最高兴的大概是四月清明节时享用阳间亲人的祭祀。我想，在寂静的山林深处，在人人皆怕的乱葬岗中，鬼大概也在“早也盼，晚也盼”。
    大家未见过鬼，人们清明祭山鬼野魂时，鬼又该如何享用呢？那便谁也讲不清了。
    不过，受佛老点化的老人们，却是有如此“说法”——
    你们看，震天动地的鞭炮声一响，坟前的“纸钱”一烧再烧，子子孙孙一拜再拜，那风便来了，“纸钱”烧得更旺了，风把火卷得更高，把那纸灰扬向四面，卷向天空……这，便是“鬼抢祭”——鬼魂在抢着享用亲人祭祀了！
    五十年代末已读上初中的我，当然不能苟同：鞭炮声震动纸钱燃烧的火，空气流动——风，何来“鬼抢祭”？
    但那时的我，确实做了一回“鬼”！
    一天傍晚，我从永和中学回家。走在老卫生院门口的下面小道，肚咕咕得特别响。那盛得满满的、香喷喷的大米饭，死死在我眼前屹立着。口水在咕噜吐噜往肚里吞。正在这时，背后似有米饭香味；紧接着，一群农妇挑着上坟的担子，大步流星地超到我跟前了。果然，从半盖的“补锣”(客家人用铁制的饭锅)中，闪出了白白的、香喷喷的大米饭！
     “有碗饭吃多好啊！”我脱口而出……
    “碰到‘鬼抢祭’了，饿鬼，真讨厌！”一位农妇恶狠狠地骂，然后是一阵风似的远去了——是在赶紧逃避我这位“饿死鬼”……
     真是奇耻大辱啊！我已读过许多书了，我已明白把人比为“鬼”是什么滋味了。有碗白饭的农妇，能让我汗不敢出，何况是权力大的“官”呢？但是，在那年月，即使是“大官”，也不能讲真话。那时的中共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不是不许“右派”讲真话吗？不是不许中央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的“大官”彭德怀讲真话吗？
     我这苦孩子，禁不住说了句“有碗饭吃多好啊”，竟然被这位老农妇骂为“抢祭”的“鬼”，当时的确“怒火三千丈”！但是，我不能抗议，不能哭，也没人可诉说——

         天苍苍，野茫茫，
         苦命少年独凄凉……

    在凄苦之余，我抬头猛见山顶上的永和中学，似乎马上见到了母亲，找到了知我、疼我的亲人，内心禁不住在喊：
   “我的永中，我的老师，才是我救命恩人！我要认真读书，死也要考上大学，出来工作，才能让我吃上饱饭，让全家人吃上饱饭，才能磨脱谷壳，吃国家饭，才不受人欺负，才能‘先天下之忧而忧’，写文章，做作家……”

    公元1960年秋，我初中毕业，与同级的邓钦鹏、张冠华、何淦松、陈文佑、邓皇贤共六人考上广东矿冶学院预科。初中毕业生一下子佩上了大学的校章，多神气啊！然而，好景不长，1961年夏，学院“下马”，我们被遣回兴宁“支农”！幸好省教厅、省高教局又来公函安排我们到宁中中学就读。1963年秋，我考上华师大中文系。我这“赤脚少年”到底从乡下苦拼出来了。我任兴宁市八、九、十届政协委员、梅州市作家协会会员、中华作家俱乐部作家在线网签约作家、梅州市客家研究会会员、中学高级语文教师、教研组长。曾获《黄金时代》报告文学征文二等奖、中国改革论文大赛三等奖。主编《大成文史》、《新苗》等文集出版；尤其是共计80万字的《往事如烟》、《风雨长河》文集出版后，为广大百姓讲了真话，获广大学生、文友赞誉，此乃大慰平生！如今，能为母校主编文集《永中情怀》，亦为人生幸事也！
    公元2003年冬，我安全着陆，全身而退。我常于晨风夕照之际，遥望云海天影，在思念培育过我的、让我刻骨铭心的永和中学；同时为母校更美好的明天祝福……
                                       写于2007年5月

若思

st60 发表于 2016/5/12 11:09
让那些教师中的老赌鬼学习一番，也好珍惜当下生活，言传身教，以自己的言行教育好学生！

感谢，我是书呆子啊——老婆总是骂我没出息。

若思

不回头 发表于 2016/5/12 14:18
楼主，请问今年多少贵庚了？虽然你以前发表的一些言论不认同，但今天你写的这些确实感动。望多写些纪事散文 ...

74了，夕阳西下。 握手。

若思

怀念李恩平等永和中学老师    昨天傍晚，暮色阴沉……
    街上一看到张伯涛老师，他就说——李恩平老师“走了”！
    前年他夫人去世，他今年89岁走，本也是老天眷顾，此乃天佑贤良者矣；但我还是因没有机会送别他而眼前天地昏暗，愁云密布……
李恩平老师。老革命，离休干部。他1958年大跃进时任我初中的班主任，中山大学老本科生，教地理。他是永和中学地理教研组长，学科领军人物。上课时，他不用看书和备课本，指着地图便洋洋洒洒地讲起来；而且他特别注意引领我们的形象思维，用他生动语言把我们带到地图上的所在地方，让我们有美滋滋的心灵享受……
他坚决执行上级命令，好像当年打国民党的战斗，带领我们走南闯北炼钢铁，坚决拥护共产党和毛主席的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的“三面红旗”，教导我们坚决跟党走，听毛主席的话。而且他要求严格，我们稍有怕苦思想，便严肃批评；所以，弱小的我们也在竭力为“三面红旗”拼命。
他工作负责，关心学生，我与他长期保持联系。他是永中老师里联系校友最多的，大家评价高，是德高望重的老前辈。但是，这样的好园丁，文革时还受侮辱冲击，真是阿弥陀佛！（据他说，关键时刻还是学生保护了他。）
粉碎四人帮后恢复高考，我还多次辅导其子。这些年，80多岁的他，仍健步如常，思维敏捷，话锋不减当年。他关心国事，不时撰写回忆录在《兴宁风采》等刊物发表，让吾辈佩服。
    更令人汗颜的是，每当投稿前，他总喜欢拿来要我“斧正”：“你是多产作家，华师毕业，语文教研组长，麻烦你一定要多修改啊！”其实，他是大陆易帜前老牌中山大学毕业生，文字功底好；但盛情难却，我只好鸡蛋里挑骨头，但绞尽脑汁仍改不出多少处来，他还不高兴，似乎有批评我“怕辛苦、怕麻烦”的味道！
    虽然我许多出来的学生毕业后即“黄鹤一去不复返”，让我们老教师有“桃李满天下，尊师有几人”的“人心不古”的慨叹；但我与恩师的联系却是“年既老而不衰”。除了偶尔拜访他外，还不是电话问候他。想到此，我沉重的心才稍觉宽慰。
他是大陆易帜前老牌大学毕业生，还跟中共打游击，牌子硬，资格老；为人热情，头脑聪明，上进心强烈。但是，就是这样的好材料，却没有当过官，连小小的学校的“兵头官脚”的副教导或副总务主任都没当过；而且，在改革开放急需用人之际，也没有被调到高级中学任教以发挥他的才智；只是在文革前和文革期间永和中学有高中时任教过高中。他长期不被重视，默默无闻，最终在刁坊初级中学离休。
从他解放前夕投笔从戎意气风发投身共产党的革命史看，他的确是奋进光明的好青年；也的确是渴望为新中国干一番大事业者。但在中国大陆特有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运动不已的国情下，却是怀才不遇，坎坷时候多，幸福时候少！这既是国情，也是许多人说的无奈命运吧……
当然，去年他加了几百元的离休干部保姆费，在我面前高兴了一下子，感谢当局落实了政策！
我还是认为，我们学生亏欠他不少，特别是我，没有更多去看望恩师。
中国大陆特有的集权体制国情，更是亏欠他许多……
愿我的恩师在天国安息——
顺次机会，我还同样怀念永中的张嘉铎老师、陈来珍老师、钟蔚然老师、陈钧祥老师、蓝用邦老师、黄云老师、王振老师、谢作灵老师、罗锡煌老师、罗维康老师、陈庆龄老师、刘聪贤老师、刘玉凡老师、罗展坤老师、黄蔚文老师、林祖荫老师、罗天真老师、李希钦老师、王佩珊老师、张淦方老师、丁晋荣老师、罗芳桂老师、曾作球老师、张安仁老师、黄南山校长、罗程光书记、罗铭昌校长、李开副校长，以及捷云同志、名祥同志、何进坤同志、张伟桃同志、何泉生同志等后勤工友。我们这些老学生，不会忘记他们啊！
                                   2013年

若思

公元一九六一年秋，我在兴宁县宁中中学就读高二。
    我又有书读了！——当我踏进宁中。
    由广东矿冶学院的“大学生”，到如今中学生，当人家问起，我在自己回答时，不免几分自豪，几分无奈……
    自豪也罢，无奈也罢，很快便被紧张的学习与难熬的饥饿所取代。本文专谈饥饿。
   那年，我踏入十八岁，正是人们讲的“饭条祗”——消化力最旺，身体发育最快的时刻。那时，“三面红旗”给中国人民带来严重后果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水肿，饿死人，逃荒，要饭，偷米，偷谷，偷菜，偷桁木瓦角卖。诸如此类，屡见不鲜。回到家，聚在大门口的老少乡亲，兄弟梓叔，面带菜色，饥肠碌碌。一碰到便讲肚饿：
    “三十六罪，饿罪最难熬啊！”
    那时，因饿得发狂，顶兴“赌食”。许多饿汉，往往喜欢“赌食”：一来可以过过“饱瘾”，二来才是赢。死吃烂撑，不时传来吃死送命的惨剧！
    到高三时，我与陈X谋（今兴宁XXX主席）坐在讲台前第一张桌。
    我住校读书，在饥饿中猛长到1.74米的高个子。高则高矣，只是“形容枯槁”。只要一下课，便感到肚饿、头昏。我家每天人均口粮是半斤米左右，但是，父母咬牙克己，无论如何要凑足每天一斤米给我，——我也的确知足，感恩戴德了。每天的一斤米，早上三两，中午、下午各三两，剩一两作机动处理。如果能带点番薯、木薯片放进钵中一起蒸，让肚子充实些，那便是十分幸福的事了。
     菜呢？是不论的。我星期天下午返校，带一口盅煮好的青菜，一瓶咸菜，一小瓶加点葱蒜叶炒过的火盐。青菜要吃到星期一，星期二起咸菜送饭。大约到周五，咸菜也完了；那便炒火盐挂帅——下课后端到热饭，赶紧往上面洒上盐，然后拿起筷子把饭从下至上一搅，盐便均匀于饭中了。究竟是可口还是不可口，我们这些中国“饿鬼”是没心思去体味的，——反正三下两下便吞进腹中了。也有些人去买酱油，每餐一、二分钱。也有人带来家中煮好的“咸菜味”（腌咸菜的 液体），每餐往饭里淋几下，然后搅拌着吃。
    那时学校也设有二分钱一餐的“公菜”；但是，穷人子弟，一周几毛钱也很难，因此，吃“公菜”的学生还是不多。
    物质匮乏的饥饿“大气候”，必然影响学校的“小气候”：偷米、偷钱、偷衣物之事不时发生。发生了却不易破案，只能是谁失盗谁倒霉！
    大约是六二年初春的一个冷雨绵绵的周二上午。最后一节一下课，好像一不祥预感，我飞回宿舍。天啊，我床上的藤匣玛被人撬开了，整袋米没有了！命根子没有了！我惊叫一声，头脑一片空白……
    师生都同情我，但谁也没办法！
    师生都骂“死贼”，但谁也抓不到“死贼”！
    我丢魂丧破回家，父母才能救我。母亲闻此不幸，只能喊冤喊枉，只能怪我“不小心”！父亲呢，只说了一句“这年头，粮食是命根子”，便铁青着脸，他忙他的，再不搭理我了……
   十八岁的高高大大的男儿，嗜书如命，自尊心强。饥肠咕咕不断，天昏地暗。我受此冷落，如万箭穿心！孤独地站在破旧的厨房前，站在供着祖宗神牌的宽广的大厅，可怜的我，真觉得“天低吴楚，空洞无物”……
    最后，还是父母又七凑八凑，让我带上三、二斤米回校。我，至今清楚记得此次的重大打击。
    父母爱我，我深爱父母。母亲今年八十六岁，她至今还激动地对人讲：“我儿长兴最孝顺父母。读高中时粮食缺，肚子饿，还每天省出大米，星期六回家换了面包、扎粽给我吃！”
    她可是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一直讲到如今的二○○○年啊！三年困难，专家估计中国起码饿死3700余万人！这刻骨铭心的“饥乡纪程”，这几代人是绝对不会忘记的。在中国，可以这样讲：
    老百姓是最听话的，向左向右随你指挥；
    但是，“左刀”，不知杀死了多少听话百姓！
   老师也是人，在学生面前不讳言“饿”。在众学生面前，拿起蒸番薯照样狼吞虎咽。个别老师向学生借米借钱，却厚着脸皮不还，被学生在背后讪笑。   这大概是人穷志短，斯文扫地吧。
  。但下面不少干部鱼肉百姓却是有的，美蒋“反攻大陆”又甚嚣尘上。因此，我们这几位小青年，回到家乡，竟也“异化”了——
    夜阑人静，周天漆黑。我们几个同住的同龄人，潜出屋外，来到菜畦连连、瓜棚排排的马兰塘，轻手蹑脚。或偷了人家的南瓜，或摘人家的猪婆菜；拔人家几支篱笆竹；回去后，在我厨房里，没有油，放点盐，清水一煮，便大口大口猛吃……
    学校里，学雷锋轰轰烈烈，表决心震天响。回到家里，却如夜老鼠，偷偷出来“做贼”！这与“毛泽东时代的青年”身份很不协调。但是，我们当时不觉得可耻；而且，如今我们这几位当年“老友”谈起来（都是有点“身份”的人物），也不过一笑置之！这，大概是——
    漫长的中国的特有的国情带来了特有的民情，——令人啼笑皆非的国情与民情……
（还要补充一件事：当时解放军浩浩荡荡行军，在宁中中学住夜。工友帮忙煮饭。指战员的剩饭当时是“至宝”！为争夺“至宝”，我亲见“工人阶级”内部吵得不亦烈乎！）
           （写于2000年）

若思

              值得仰视的学子与知音
         ——我的得意门生何日胜　　（3）

    最近，我收到嘉应学院财经学院院长、财经财经研究所所长何日胜教授的厚厚两大部的《胜游梅江》、《胜游梅县》图文并茂集，禁不住心潮澎湃……
    年青时读华师大做老师，是人生的第一选择。
    若人家问我：“你为师几十年，学子万万千，有得意门生吗？”答曰：“有，嘉应学院的何日胜教授便是一位！” 　　

    我至今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兴宁永和中学任教高中时，来自径南山区的何日胜同学一开始便给我很好的印记：矮矮的个子，壮壮实实 却不失斯文典雅，对老师是那么敬重，对同学却又那么随和而乐于助人。一查其资料，是一以贯之的“老干部” 了，因此，他的班长位子是众 > 望所归！ 　　
    果然，他品学兼优，是班主任开展工作的好助手。
    以后，他考上嘉应大学，且往中山大学深造。毕业后当上大学老师，虽联系不十分密切，却也未断师生情的红线。更为奇特的是，在互联 网上，我与不少文友联系，但他是唯一与我有电子邮件联系及文章交流的学生。我任教几十年，从西江到东江，再到梅州，横贯南粤。作为人 生情结，我十分渴望有学生成为学术上的皎皎者。可惜，一般化的较多，突出者鲜。而何日胜君，凭他的拼搏，竟能在37岁，当上作为本科学院的财经系主任；且又显达于家乡。这便增添了我这“老舌耕”的光彩，在退出教坛之际获得心理的平衡与满足。 　　
   学生有作为，为师的佩服学生，这是我心灵的第一层次；老而弥坚，不坠青云之志，与时俱进，出点成果，在学生面前增点夕阳之亮丽， 这又是我心灵的另一层次。
   10年前，何日胜君读了我五十万言的人生随笔《往事如烟》后，给了我热情洋溢的来信——  　　

   老师：
       我平日闲暇之时，常翻看《往事如烟》。我虽未经历蹉跎岁月，但细读大作时仍能感悟那如烟往事，能给我无限的遐思和启迪 。小女喜读该书，常从我的书架中取来捧读。我问她：“你能看懂那砖头书？”她笑答：“里面的故事很有意思！”
  　　我常将大作置之客厅以方便阅读。年前我同事曾巨君来坐，信手翻看，问我“张长兴何许人也”，我自豪地说：“他是我的老师”。他说 看此书在扉页中的词句便可说明作者是智者。他再看政论杂文时，爱不释手，说作者对时政很有见地…… 　　

    本来，日胜君搞的是抽象数字的财经，我是搞中文的“孔乙己”，风马牛不相及；然而，也许我写了如梁实秋先生所言的“永久不变的人 性”，又直言社会民生大政，我竟然与他，还有他的同事，成了知音。岂非大慰平生乎？ 　　
    我多次登陆他的网页（http://www.jyu.edu.cn/caijing/hrs.htm），每登陆一次，便是一次收获。每登陆一次，便是我这做老师的如春风 吹拂时漫步百花园的目不暇接的享受与陶醉：他能教那么多的专业课，罕见的多面手啊！他有那么多的“长”，那么多的“头衔”，分明是梅 > 州市该学界重量级人物与后起之秀啊！他发表了那么多学术论文，获得了各级那么多的奖项，分明是辛勤耕耘后的累累硕果啊！他的著作连连 > 出版，其中还被清华大学出版社一版再版，其含金量，其销路，其影响，尽在其中矣！  　　
   近年来，日胜君连获优秀教师奖、教学质量优秀奖，还被评为学院教坛新秀、优秀党员，等等。最近，又被当局评选为梅州市第四批专业  技术拔尖人才（在30名中排列第三），真让人高兴！  　　
   在高兴之余，我这老教书匠突发奇想——竟“安排”起何日胜君“未来”了： 我希望他成为学界精英，成为知名学者；如果硬被推上官场，则希望他做大官、清官，做宪政下的现代国民的公仆，与僵化体制下的官老爷作风一刀两断……

若思

1983年9月中旬，开学已十多天。高考已尘埃落定。然而，刻苦学习、顽强拼搏的潘耀清同学的高校录取通知书，还在宁中中学高二级陈老师（那时没有高三）房间里“睡大觉”。我闻讯便冒雨往他家的永和镇岭下潘屋送。阿潘本没精打采躺在床上，闻录取书来，一跃而起，且引来了整个大屋邻居的轰动！
   
   
       我在兴宁的得意门生————潘耀清 （之1）


    漫长的27载过去，沧海桑田也。如今的阿潘已是堂堂的广东省防雷减灾管理办公室常务副主任，还获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每当“衣锦还乡”，马上得市领导接待，可谓是“省里来的领导”了！
    然而，官虽大了，但不失阿潘的本色，且看——
    老师当年那轻而易举小事，他至今提起。我这普通“教书匠”，多次得到他隆重礼遇。
    每当我到穗，他总是把我当上宾，客气德让我几乎下不来台。
    但他说：“师恩如海，不能忘！应该如此。”。
    那岭下潘屋是百年大厦，人丁济济，绝大部分是土里扒食的苦农民。但阿潘“贵”了不忘帮助乡亲冲出穷围龙屋。如今，除几个老人守老家，整屋人给他“带出来了”，在珠江三角“发”了！看到村道狭小，他就召集村负责人研究，并获得2000村民积极响应。他带头捐款并争取政府支持。不到一年，一条4M×130M宽敞大道顺利落成。2010年年初三上午，来自海内外近500多位乡亲和村官参加剪彩，连成1000多米的喜炮燃放了半小时。当地官员高度评价：“我们这里，超百人参加的剪彩，还史无前例，老百姓不会忘记他啊！”
    他尤其不忘母校。他任永和中学广东校友会长期间，与饶碧娥、何学文等校友，靠上广东明珠集团老板张坚力先生等热心人士，引来捐资2000多万元，母校的硬件和软件建设上了新台阶，今天的永和中学以全新姿态雄居宁水之东。
    他刚让永和中学换新颜，又扛起了宁中中学广东校友会会长的“死枷”。他又风尘仆仆，“苦力的干活”了！很快，宁中中学便评上了省一级学校，众人多年宿愿得以实现。这，当然脱不了阿潘会长的拼搏。为让宁中有更好的校园环境，阿潘会长现正筹划新的蓝图。
    我与卢扬华校长等校友常言：“阿潘当了大官没架子，总热血回报桑梓和母校。真是活雷锋，难得啊！”      
    我回答：“我们舌根几十载，有此得意门生，知足了啊！”
                                   （于2010年5月）

若思

我与卢达宏校长
        ——浮舌耕之53
    “卢校长回来啦！”前两年，卢达宏校长一踏进宁中，“老宁中”便奔走相告。像是至好的亲朋分离了许
久而重逢。
    “卢校长，你没发什么财，在官场上也不见你的‘硬后台’，混得不顺利。你如今不是宁中校长了，尚能
得到教工如此热烈拥戴，也该满足了！如不信，请看，某些人一旦不任校长，谁去理他？！”

    “我也没有什么本事，只是老老实实把工作搞好，为广大教工办点实事。而且，我从不去做当面一套、背后一
套的事，从不去整人！”这样的话，从永中到宁中，我听他讲得多了。
    我还未调回兴宁便认识卢校长了。七十年代中期，我在和平县东水中学任教，公社照相馆的张光进与卢校
长恰好是亲戚。一来一往，大家便认识了。我调到永中，他任教导主任，大家都说他“工作能力强”。他管教
学，抓得严，抓得细，工作雷厉风行。便有些老师反映他时而“态度不好、生硬”；但是，一旦担任第一把手
的校长之后，却从不见他“态度不好、生硬”，为什么？“没办法呀，我没有退路了。以前有第一把手为我调
解，我也有依靠；而今，只能战战兢兢，细心工作了！”
    “我不怕‘老九’发财，教师发财我不眼热！”自家属割出户口后，工作安排成了谁也怕的“老大难”问
题。在卢校长治下的永和中学，却搞得井井有条，人心太快。教育局还特别推介了永中经验。正因为其成绩突
出，他才由永中调全县有影响的老牌完中宁中任校长。
他没有居高临下的训斥，而是在平等、民主的位置上，分析其弊，让人口服心服。由于他善于团结人，八十年
代中期，宁中中学高考出现了中兴局面，各项工作又火红起来了。
    卢校长的民主作风很好。一次是永中的1982年秋，他听从广大热血沸腾的老师们的意见，马上拆房，打通
墙壁，挤出一个小课室，马上办起升大补习班。他和全体教工群策群力，当年就获得高考大丰收。
我们至今记得当年的喜报，冲天的鞭炮和我们的雀跃啊！我们在高中下马之前，到底“舞”了个远近闻名的、
令人痛痛快快的“卷尾龙”。

     在以后的漫长岁月中，他多次向我啧啧称叹当年永和中学一流的师资素质——“有理想、热情、水平高，
大家同心合力干事业，真值得缅怀！”他还多次深感遗憾：“如果永中不下马，按当时势头干下去，起码能达
到当今叶塘中学那样的水平！”
    可惜，世上没有后悔药吃，我们这些教书匠当然拗不过地方当局。解散就解散吧，无可奈何花落去，世上
没有不散的筵席。但是，血总是热的，人总是有感情的。时光虽不能倒流，但是，我和卢校长，以及当年许许
多多的热情洋溢的“老永中”，为永和中学高中部的“下马”，让我们各散西东，至今还有铭心刻骨的遗憾，
永远的遗憾……
    但是，我们与卢校长，与广大的“老永中”浓浓的情，至今还在，还在永远激荡，永远流芳……

若思

  我在梅州市迎宾馆纪念叶帅诞辰119周年大会即席讲话要点

    1、如果不是他和当时主席一起粉碎四人帮，改天换地，我们现在就是北朝鲜的苦日子，是人间地狱；

    2、我喜欢叶帅的诗，即席吟诵他的——

    借得西湖水一环，

    更移阳朔七堆山。

    堤边添上丝丝柳，

    画幅长留天地间。

若思

刻骨铭心的“割烧”

    旧时，乡下人的燃料，一是稻草，二是山上的一种蕨草——漫山遍野最多的一种。这蕨类植物，广府语系叫“草”；而我客家人，则称“鲁枝”。因“鲁枝”是双音词，欠简洁；而且，其功能是通过“烧”而生热能，因而把“烧”这动词作名词用——“烧的鲁枝”。因此，干脆叫“烧”，上山割鲁叫“割烧”。
客家人中最辛苦的是农民，农民最辛苦的工作是上山割“烧”。旧时说某人“割烧卖”，其实是可怜某人已到谋生的最后一着了。
我家在平地，到割“烧”的山上还有几十里。最初是母亲去割。才十二、三岁的我，每到放学后，赶忙去“等烧”——把母亲割的一半分出来让我挑，要不，那“老秤”一百多斤的“烧”，母亲不知要多几多艰辛才能担回家。
稍大一些，我要做“主力”——也要上山“割烧”了。与“拈钴砂”差不多，在睡得正酣的凌晨二时左右——冬天则是最冷时刻，我母亲便起床做饭，然后是叫我起床。我不敢多吃，大部分要带到山上当午饭。三时左右出发，一般走二十里左右才天亮。若是在黑夜，无人作伴，我只能死着胆子往前闯。我怕鬼，却又喜欢听人讲鬼。因此，头脑中的鬼怪多又多。虽然读上初中后，已不相信世上有鬼。但是，每当经过坟场，人们讲的“鬼怪刹间在眼前闪现”。我越念“无鬼”，那鬼鬼怪怪总要冲进头脑中来！为此，我只能大唱《社会主义好》、《志愿军战歌》之类的革命歌曲冲过去……
走啊，走，大约八九点才走到南蛇岗附近。这里，群山横亘、山岗高耸，却也不是随处可割，附近有人家的，绝对割不得——
    “不准在这里割，赶快走开！”
    “再不走，抢了你的镰刀扁担！”
    此喝划破长空，令人沮丧；紧接着，上村下寨的恶狗又“汪汪汪！”狂吠起来，地动山摇，乱成一片，只得“妹妹（哥哥）你大胆地往前走哇！”
    我还碰到更惨的事，跑到无人干涉的山顶，以为是“公山”，可以放心割。正当我辛辛苦苦割好了“烧”，晒干了露水，准备捆绑时，却迟不来早不到，忽然从天而降，冲上一帮“鸟男女”，硬说割了他们自个的“烧”！我只得胆战心惊，傻呼呼、气忿忿，却又无可奈何，瞪大眼睛望着他们把我三更半夜起床，长途摸夜，苦苦攀登，不要命地割来的“烧”，统统抢走……
    “这帮家伙，不得好死！”
    “让我有权，统统抓他们去劳改！”
    我忿忿不平。牙咬得咯咯响！
    “还是要读书，上大学。‘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读书出不了身，便终生受苦了！”思来想去，贫弱无助的我，在山民的喧哗中，在高山峻岭的挤压里，在山溪的呜咽中，在灰暗的苍穹下，爆出了读书的动力。
     好容易到了无人管的“公山”，却又被人割光，或许多人挤在那里，我只得还要“走西口”，左寻右找，左躲右避，往往上午十时、十一时才找到下镰处。头顾不得抬，汗顾不得擦，也忘却三更半夜至今奔波了七、八个钟头了；连草丛中是否有毒蛇黄蜂，也顾不得了，得赶快！要不，便割不到足够的草了。
     山草倒下一大片，够上百斤了，我才松了口气，发觉“肚饿”！我赶紧把那点饭“解决”掉。我把“烧”捆成竖式的四捆。此时，一般是下午三时至四时了。山多高，顾不得；山多陡，顾不得；路多滑，顾不得；径多刺，顾不得；担子多么重，这才好呢，对家里才有帮助！瞪大眼，挺直腰，扎稳步，咬紧牙。步步难走，步步要走，一直到了山下，才松了一口长气，才觉得口渴！我们便手捧起坑水、河水，往口里送；有时，我们干脆把口伸进溪水、河水里，似老牛般咕咕地喝……匆匆喝完，急急赶路。“得走完一半路。那时，母亲会来‘等烧’，我便‘解放’了！”我边走边念，压着重担的肩头，也壮实了起来，脚步也快起来了……
     见到来“等烧”的母亲，我是喜从天降！
    我经常是天全黑下来之后才到家，浑身便散了架似的；第二天，更是周身酸痛！
   
     以后，家乡“割烧”现象越来越严重。割山草卖似乎成为活命的最后一招。在其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从上而下，层层抓，狠狠抓“封山育林”，不准人们“割烧”，却又谈何容易？千家万户需要柴火，千家万户需要活命。就是天地老子，也得让人活。蛇有蛇路，“拐”有“拐”路，大家还是把利刀砍向青山，再加上千家万户往山里挖钴砂，造成山崩地陷。人，越来越穷，越穷则向荒山秃岭进军，才能活下去；结果，更是地老、天荒、人更穷！呈令人心酸的恶性循环……
     群山连亘，大地宽厚。人，正是从大地中走出来的。我们，的确是大地的儿女。我们，本来应把大地母亲打扮得更好，只是在那“运动”连连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再加上那乱砍、乱伐、乱烧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大跃进”，逼得人们把千刀万斧砍向大地，劈向群山！大地、群山，又把水灾、旱灾、风灾回击其不肖子孙。只是到了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时期，人们富起来了，才谁也不去“割烧”。如今，连穷光蛋也烧上了煤，许多人还用上了煤气。公路旁的枯树，台风刮倒在地的树木，伸延到大路边的鲁枝，谁也不去收集——还不如烧煤、烧煤气方便！因此，在宁江大地，哪座山不绿？哪条河不清？
    “斗争”只能带来破坏，发展与建设才是硬道理，人与大自然应在和谐中相辅相成。

若思

大山深处拈钴砂

    金属的钴，到底做什么用，我至今不甚了了。但是，我五十年代少年时的拈钴砂，却永远是刻骨铭心……
    客家人的梅州地区，人多地少，谋生难。稍有生路，觅点小钱，大家便趋之若鹜。那时，国家收购钴砂。山上那一块块的钴砂，小则几钱，大则几两；能上斤者十分罕见。
    那时山上的树草，合作社时砍，大跃进时烧，百姓天天日日的割，却不见谁去绿化，大多已是不长草的“光顶”山。山崩石塌，沟壑纵横，给人垂垂老矣之印象。
   星期天，暑假，寒假，本应是少年的天堂；但是，后半夜的二、三时，正睡得正香之际，却要起来吃饭，上路了。夜茫茫，路漫漫，露珠凉，寒风劲。“我们为什么这样命苦？”如果是结伴而行，彼此尚可相怜、倾诉，如果是一人夜行，过乱坟堆，穿阴暗处，怕“鬼”，怕野兽。这怕那怕，更是凄苦而无人可诉！
到了山顶，满目地老天荒，真令人彷徨。我喜读书，联想到书上讲的迷人的逛公园与夏令营活动之时，凄然泪下，欲颓然瘫倒；但是，家里捱日子要钱，上学缴费要钱，家中却一贫如洗，不挺胸咬牙多挖点钴砂回去，怎么行？
名为“拈”，但只有我体弱的父亲才是捡地面的，捡多少是多少。而我呢，年少有力，应多“贡献”，我抡起锄挖，以便挖出“矿苗”来。如果山坡、山顶不好找，我便顾不了许多，毅然往万丈“崩冈”上去，死死抓住枝藤，手足并用，攀上爬下，左左右右，上上下下，这里敲，那里挖……命，不考虑了；钱，要挣多点！
    那时，我专心致志，头脑灵活，善辨山形与矿苗，还会辨山下河沙的颜色，由此知矿砂丰富与否。因此，不仅同龄人中我收获大；就是许多大人也比不上我。身强力壮的陈二婶，满山乱挖，挖不了多少；而我呢，这里望望，那里探探，没几下，便比她多。她连连称奇：“想不到你这小孩子竟然这么厉害，真奇怪！”
夕阳西坠，我们才下山。回到家里，早已黑夜了；人也要倒下去了！第二天上学，更难熬，仿佛受过酷刑，上下全身疼痛……
    钴砂捡回来还不是完事。先放到水塘里浸。然后用箩、畚箕盛着摇、抛、转，又去水里浸；浸了后又重复上面动作，直至洗净为止。最后才晒干，担到镇上收购站卖。五十年代，大概七、八分钱一斤，以后好似一角左右。
    至于运到什么地方去冶炼，更不得而知了。一九七四年起，我在和平县工作。在城外筹建化肥厂大会战时，见有个炼钴厂，才恍然大悟……
    在那漫长的“运动”连连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人们越来越穷；穷人便“战天斗地”，向山开刀；结果，天崩地塌，水土流失，“崩冈”更多，河水更浑，灾害更多！而且，因挖钴砂而埋死在深坑里的，从崩冈上跌死的，也不时出现，令人毛孔痉挛、汗不敢出！
    每当我说起这些，如今的青年人瞪大眼睛，以为是“天方夜谭”。这也难怪，“存在决定意识”嘛，但愿——
    以后永远不要这样的“存在”；
    让青山绿水永驻人间；
    让神州大地上的儿童、少年永远幸福、快乐！

若思

恐怖的饥饿
         -

  
   大学者季羡林说：“为什么东西方宗教家都幻想地狱，而地狱中又必须忍受饥饿的折磨？他们大概都认为饥饿最难受。”读到这段话时，我不禁慨叹万千。
  不过，我先要对东西方宗教家的幻想作点质疑：地狱之有无，谁也拿不出“现货”来证明。既然不存在，恶人便不可能在那里受惩罚，恶人便大可放心在人间天堂里饱食终日而无忧；却又麻木了万万千千在人间地狱中的“善良饿鬼”……
  然而，饿罪最难受，这倒是公理与定律。首先，经亿万年生物进化，任何生物都有十分强烈的传宗接代意识。而对动物而言，则“食色性也”。没有其中的“食”，就如没汽油之机车，立即停止转动了。因此，老天爷便把饥饿之苦安排得特别厉害。其次，饿罪难熬，是因为其时间长。我孩提时听老祖宗说：“三十六罪，饿罪最难熬啊！”杀人不过头落地，不像饿罪，不知捱到什么时候才魂断尘缘！
  先说我家以前的饥罪。小时候，我弟妹多，父亲多病，且是旧知识分子归农，不太会农活。千难万苦，里里外外，是我母亲死捱。因是书香世家，父亲特别重“名节”，荒月也不好意思向亲友借（其实也没有什么人有粮可借），只好一年到晚拼命“节约”。我记得家里一个月只用四小两油（现在为二两半）煮菜。日日三餐是稀而又稀的菜粥，但劳动强度又是出奇大！那时，能有顿饱饭吃，是我们最大的奢望。虽然母亲想偷偷煮点饭应付我们“饿鬼”，但大家想到三荒四月没吃会饿死，便不敢“乱说乱动”了！而且，家里父亲最令人怕，他也时不时到厨房“偷袭”几下，怕我们有“不轨”行为……
  几十年来，我最难忘的是子夜时刻的一大碗盐水拌饭了。那时，我们夜里还苦力的干活，傍晚时吃下的稀粥早已无影无踪了。我先是头晕，然后是眼花，最后是脚软，直冒冷汗，在喘大气的。母亲慌了，赶忙“偷”了点家里的米出来，并叫我“放哨”，当心爸来“偷袭”！幸好，爸没出来。我这小“饿鬼”到底有了这次终生难忘的“口福”。
  几十年来，当人家问我年青时读书最大动力是什么时，我会马上答：“为了吃饱肚子！”1963年我考上华南师范大学时，入学后马上写信告诉家里：“我能吃上饱饭了！”
  在那漫长岁月里，人们碰在一起闲聊，总与肚饿、吃的话题难分难解。而且，总有几位旧时曾在广州、香港打过工的老贫农叔公、伯公，老是在歌颂“蒋委员长”治下的时代，说那时广府人的米粉、沙河粉、“油榨鬼”、红烧肉如何“好吃”，若得我们饥肠咕咕，恨不得时光倒流……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是困难时期，似乎是“众人皆偷”的时代。“大干部吃鱼吃肉，小干部偷米偷谷，社员偷把青菜拌粥。”这是过来人皆明白的“流行曲”。那时的乡村清晨，在绚丽的霞光中农妇们此起彼伏的震山动地声嘶力竭连带跺脚的谁偷了我的白菜不得好死谁偷了我的南瓜断子绝孙的上演的闹剧，天天如此。每当此时，也是我们的一大乐事也。
  因为1958年“反右”后高举毛泽东的“三面红旗”，神州大地几千万老百姓饿死上天做了“神仙”。这死去的几千万炎黄子孙，比历史上任何的灾难为烈！我1961年在韶关马坝读广东矿冶学院预科时，亲眼见到倒在曲江中学门前水沟边的饿孚，一位中年妇女（大概是其妻吧？）凄烈的哭声伴着刺骨的寒风扑了过来……应该说，我受的饿刑与之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中共为什么能推翻国民党？打土豪分田地，有了田地可吃饱肚子啊！说穿了，不就是靠这一件法宝中的法宝吗？我现在还记得农民土改分田地后的狂喜——“千年铁树开红花，土地还老家”呀！可是，为什么不让农民欢欢喜喜种地、高高兴兴吃饱饭，又搞什么“合作化”、“公社化”，把农民的“命根子”又夺走了呢？中国人长达二十多年的饥饿，死亡几千万，到底谁之罪？！邓小平为什么伟大？伟大在哪里？广大农民最没争议的响彻神州九百六十万公里每个角落的最强音是：“分田到户，让我们吃饱了肚子！”……

               

若思

与怪“字”鏖战

         

        ——沉浮舌耕之五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毛主席云“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因此，那些造反的调皮学生则把为难老师作为“英雄行为”。

    有一天，我带学生到高要县水南公社的坑告村开“大寨田”。中间休息时，一位调皮仔说：“张老师，你来自梅县地区文化之乡，有一字我不认识，想请教一下。”待我微笑点头之后，只见他伸开两手，扒、扒、扒，在泥地上扒净枯叶粗石，扒出三尺见方的平面。然后，折了树枝当笔，扎、扎、扎，卡、卡、卡，没几下则出现了一个如此怪“字”——最上面三个“山”字，三个“山”下面为四个“马”(繁体)，四个“马”下面是繁体的“门”字，“门”字下面是“入”字！天哪，这是什么“字”啊？就是“伟大领袖”也不一定认识呀！这时，一批又一批的学生里三层外三层密密实实地把我围得水泄不通。

    我如热锅上的蚂蚁！“看他平时管我们风风火火，杀气腾腾，这下子，嘿嘿嘿——”有学生在窃窃私语了。

    正当“水深火热”之际，我先默念《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决心”一下，心里马上安定，“思路”也就来了，且看我的表演：“同学们，革命小将们，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能识别一切，没有攻不下的难题。地上的宠然大物是什么字呢？‘死’字，‘死佬’的‘死’！”

   “死字，不是吧？”许多人哗然。

    “大家听我讲！毛主席说过，学习语言不能用古人死了的语汇和典故，还说要‘去其糟粕’。大家想想，这个‘字’说不定不是字，是古人搞迷信画符驱邪时的符号；即使是‘字’，也早已废止不用了。大家说，谁在如今的报刊书籍上见过这个‘字’？它不是‘死’字，又是什么？”

   我的话一完，大家竟傻了眼，谁也说不出一句话来！



   时光已流逝二十七载，世事沧桑。但在肇庆市那山沟里水南中学时令人哭笑不得却又令人深刻反思的沾着甜酸苦辣的闹剧，我却至今历历如现…                               （于1999年）

若思

生死关头落屎缸

                 

        ——沉浮舌耕之10



    “落”，在客家话中有时可解作“下”、“下到”，“落屎缸”常用作贬义。比如，儿时的家乡大成社，张何两姓关系紧张，大人常教儿童对着何姓群众唱：“陈李黄何张，张字调呀上，打到何姓落屎缸！”

    不过，我在1975年的广东和平县东水中学，的确有一次不同寻常的“落屎缸”！

    天天劳动是常有的事，而劳动，主要是种为主：种水稻、种木茨、种茶。各级评比又是家常饭：校内各班评，公社内各校评，全县各中学评。上级来检阅“文化大革命”、“农业学大寨”、“把学校办成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的成果，除看专栏外，主要是看各校的农作物。既然如此，“庄稼一支花，全靠肥当家” 。肥多，农作物才好。因此，除想法到处积肥之外，大家最重视的是最大限度利用学校厕所。

    学校的厕所落在校西外的山半坡处，但比学校下栋教室稍下近路脚，砖砌瓦盖，里面用木板间开，因全校仅一个厕所，蹲位多，因此里面十分深进。一到施肥时候，班上同学先用桶从河里提来水，从上面的蹲位处往下冲水；然后在下面中间的开口处掏大粪。因两边深进，粪杓长度有限，里面的“好肥料”很难利用。那时的革委会黄功福主任，想在附近农村叫个“心红志坚斗志昂”的贫下中农走进去把大粪刮出来(老百姓常说“当兵不怕死，耕田不怕屎”)，但老百姓不买帐：不是说身体不好，怕中毒惹邪，便是咬定要学校给多少斤米及多少酒钱！在那“火红年代”，谁敢搞“经济主义”之“物质刺激”？没办法，只好在学校内部解决。

    学校内讲来讲去的战无不胜的《毛主席语录》、“老三篇”，“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刹那”，总之，什么手段都用尽了，谁也不愿“落屎缸”当衰！这个说里面黑沉沉的，毒气厉害，那个说身体病支持不住……但庄稼要施肥，上级要评比，厕所深处厚厚的“屎堆”——上等肥料却睡在里面，黄主任好焦急！

考虑再三，还是我去！没有党和人民，我不能上大学，我不可能来和平捍卫毛主席的教育路线。我是广东第一批上北京见到毛主席的红卫兵：“毛主席是我们的红司令，毛主席指向哪里，我们便战斗到哪里！”我，带着对毛主席的崇拜，带着乡下苦孩子的吃苦耐劳精神，带着时代的风雨，带着潼湖农场两年炼狱而就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气质，带着上至叶棠汉股长，下至黄主任的殷切期望，马上穿起平日打球穿了又穿的短运动裤，手持大板长柄锄头，用毛巾往嘴上一围，如黄继光冲锋在上甘岭，如董存瑞冲向顽敌占据的堡垒，向着、向着谁也不敢进、或不愿进的从未见人进去的厕所深处冲进去了……

    里面的艰难、臭气，因时序已是二十一世纪，为不减读者诸君的雅兴，个中艰辛还是省略为好。但我要说的是，那次，我任班主任的班，农作物最好，全校第一；而学校在全县评比中，又是先进！



    而且，我们还要反思一下，在二十几年前，我这个“知识越多越反动”，“一年土，二年洋，三年忘了爹和娘”的“挖社会主义墙脚”的“臭老九”，敢于做任何人不愿做(或不敢做)的事情，这到底为什么？为什么？如果说是在战场上，或是在救死扶伤的危急关头，这种舍生取义，当然值得；然而，若当时里面毒气重，我真的死在里面，这“死”，值得否？也许当时可能会轰轰烈烈“歌颂”一番，但是，若今天回过头来看这“壮举”，谁不哑然失笑？这，恐怕在九泉之下做鬼亦不安宁了！堂堂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的本科生，理应把学生带到科学的殿堂，却身体力行，为几担大粪丢命，岂不悲哉伤哉？岂不冤哉枉也？

好在，当时里面的毒气不厉害。头是晕，胸是闷，但完成任务后到底能撤了出来。我，到底还是我；而且，我今天还在反思当年当“屎缸狗”的一幕，是为人间留下个不灭的印记，也是为当年的东水中学师生及众百姓留下点苦恼人的笑料……

（本文完全真实，当年张振均、骆维贞、骆文达、叶伟青等同学可证。）

若思

轨　　迹



   “小王，你真有福，两夫妇才负担一个小孩！加上工资不低，又受独生子女照顾。像我这个苦命鬼，唉……”
    一天，邻居小王饭后到老李家闲扯。老李望着几个牛高马大的儿子，中学读书的读书，读完书的又寻不到工作，在房里进进出出。而五岁白白胖胖、花花绿绿的小玲呢，正倚在她爸爸小王的怀里，便油然感慨起来。
   “放屁！”小王脸上的春色顿间变成秋杀，“你命好，欺负我无男孩不成？家有万金，不如养个小子！你要逞威风，到厕所里逞去，别在我面前说风凉话！”说罢，把吸了两口的“良友”往地上一掷，风风火火要走……
    “别误会！请坐，别走嘛！”急得老李傻了眼，“我真的是给儿女拖怕了，我真的是羡慕你们负担轻的小夫妻。真的，确实真的，如果有半句假话，让我雷打火烧！”老李是斯文人，不太发誓，这下，为了“团结”，竟不惜使出乡下女人爱发誓的那一套了。
    我们也赶忙使出了浑身的“和事佬”的解数，一再“责骂”老李是“说话不分场合的死木头”、“怪不得你至今还是李鼎铭先生”；又强令他再给小王递上一支“良友”，外加清茶一杯，以  “负荆请罪”。但我们的小王还是踝脚走了。
   “小张，你身高一米七，仪表堂堂，在姑娘心目中是标准的美男子！”这是另一次闲扯了。我一见小王脸上乌云密布，赶快道歉：“对不起，小王，我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体育佬。你虚怀若谷，不与小人见怪！”
   “别油嘴没舌的，少来这一套！”他把正饮着的一杯茶磕在茶几上，又冲冲走了，闹得半月与我断绝“外交关系”，理由当然是我讽刺他“矮”。以后，尽管我们已“关系正常化”，但我还是百倍警惕，生怕言者无意，听者有心。本来我好几次要歌颂“邓伯”这一世界人物，尽管吐到嘴唇边，也还是咽了回去……
    唉，小王！他最喜与人闲扯，人们却又最怕与他闲扯，他啊，谈得好，如长江大海，话语滔滔；若不小心得罪了他，却是怒发冲冠，即使你一再解释，甚至退避三舍，直至挂白旗投降，他还是不放过你！但我们几位邻居天生不耐寂寞，小王更是热性子，自然我们于暴风雨过后，又是常来常往的阿庆嫂。我们几家，不时以各户为圆心，我们是点，老沿着闲扯——争吵——闲扯的轨迹，在日复一日地运行！
    我们住在东郊，小王与老李是同单位，每早他们骑着自行车到县城，又穿过城里大街小巷，才又达到西郊——工作单位。
    他们是于今早出发的，是小王硬扯着老李一起天麻麻亮走的。奇怪，晚上还不见他们回来，急得他们的老婆猛喊丈夫是“死光了”！直到十二点，老李才从医院打来电话，说“小王受伤入院”并说他照料，家人不用着急。
    第二天，老李回来，我们才知道——

    昨天一早，他们随着自行车向县城飞去。无数的自行车，汇成了杂乱无章的“当”潮。到处尽是飞转的、模糊的光圈。小王死死抓着转把，上躯几乎贴着车头。他的那双脚掌，转成滚动成圈圈。他敞开的外衣，已成一而飘扬的旗！但他还是蹬，飞快地蹬，死命地蹬，要提前一小时到达办公室，因为，近来办公旯旮总残留纸屑，他要在大家上班之前来个彻里彻外清干净；谁也抹擦不去的茶档、茶盆里的乌垢斑，好似那是致人非命的癌细胞！小王要去动它的手术；天花板上有几个“死角”，也要坚决扫荡……
    谁知，一不留神，在急拐弯处，一个莽汉飞车过来，刹掣已无效，高速冲高速，两辆车紧紧扎在一起，小王的手一阵涨麻；后面一辆自行车因距离近，正撞中小王的右小腿，又一阵涨麻，前后两人几乎同时向小王致歉：
    “对不起！”
   “没关系！”小王挺爽快，“青年人经得起撞。”
    他们一走，小王才发觉自己的车踩不动了，幸好离单位只几百米，眼下又有一个修理站，他把车往左一扔，嘱师傅几句，竟拐着腿死命跑……
    “看啊，地上的血！”
    “小王，你的裤脚红啦！”
    上班的众人大哗，把正在办公室洗擦的小王按下。大家捋起他裤脚一看：一边肿起一大块，另一侧是两寸来长的伤口！小王这时才觉得剧痛难忍，瘫了下来！
    众人送他到医院，一照Ｘ光，还骨裂呢！只得住院留医了……

   “我记起来了，”听完老李细述，我如发现新大陆，“有一次，人家违反规则，撞了他的车，还骂小王混蛋！可他呢，反点头哈腰认错，又急着上班了。”
    大家似锅里的开水，你一言我一语，在议论着小王的宽宏大量的往事。
   “小王为什么闲时却是如此多疑，甚至睚眦必报呢？”于沉默良久之后，老李问。
   “得研究一下小王的轨迹。”我说。
   “还不明白？他的宏量，均发生在他工作匆匆之时。若是闲时，芝麻小事也爱与人闹。”大老陈说。
    “若是大家均把全部精力放在工作中的匆匆去，岂不省却许多是是非非？”老李画龙点睛，“不过，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岂非除了睡，就是工作，才天下太平么？”
    “只有做牛，大家蠢笨如牛，才天下太平么？”
   “难道牛便没有闲耍之时？何况我们万物之灵的人？”
    大家最后的结论——变成了人类，天下便不太平；天下太平，便无人类！

       (写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

若思

不当“孙猴子”，真正“过把瘾”
             —— 我教改的最后一搏 （ 沉浮舌耕之30）
　　
重在人的素质的全面提高；重在人文精神的培养；重在听、说、读、写能力的全面提高；重在发挥学生的主体意识，而老师只是“导

”……
这样的话，我们不知讲了多少，上级也不知讲了多少。但是，升学第一的应试教育总在制约着我们的学校。而我，长期在高三毕业班

任教,一个学期要赶完整学年的课文教学；一轮、二轮，乃至三轮的复习；反反复复的知识点与能力点测练及综合模拟考试……真是

长年鏖战急，一切都在拼命赶、拼命灌，都在追求单位时间内给学生最大的信息量。既然如此，教改又从何谈起？  　　
作为华师毕业几十年，且长期研究教改的我，既苦恼，也跳不出怪圈的“无奈”。应试教育是唐僧，我则是戴着紧箍咒的孙猴子。我

的确盼望“过把瘾”——能真正教改一回！ 　　
机会还是来了。因为我即将退休，减轻了工作量，同时让年青教师挑大梁，二十年来，我第一次任高一年级的课。相对毕业班而言，

大体上 可“按部就班”了。这是我在教坛上的最后一搏——
一、大胆处理教材。学生粗看则明白的政治类文章，由讲读课改为助读课，省去一半课时。课本内定为助读课的精品，改为讲读课

，加一倍课时。有教材的精彩才有教学的精彩，效果才能精彩。 　　
二、由小语文到大语文的沟通。课文不过是点，由点沿思维的发散性、相似性、相反性，联系其他学科，联系身边生活，联系大社会

，联系人类文明，乃至“心事浩茫连广宇”，探向无垠的大宇宙。
三、改变常规，打乱“程式”。学生没先读课文，老师不讲；学生没先思考，老师不讲；学生未做习题，老师不讲；学生不提问题

，老师不讲。打破老师只顾讲，学生只顾听的“满堂灌”模式，培养学生主体意识。比如文言文，按常规是老师讲为主；我则不然：

学生要先读，先思考，理清难点。注释上有的，且没必要补充与强调的老师不讲。学生提问题，让其他同学先答，实在不行，老师才

启发。
四、在生动活泼上下功夫。少男少女们喜欢动，喜欢新鲜，那好办，我设课前一分钟的自发演讲，设分组出墙报竞赛，对课文中历史

人物的评价搞正方反方的大辩论（比如读了《鸿门宴》后，刘邦是英雄还是无赖，项羽是仁义还是草包，为什么千百年来许多人还是

赞项羽，举行课堂大辩论），让学生演不同角色的对话（如《为了忘却的纪念》中的鲁迅与柔石的对话），让学生即席编小故事；把

学生带出课室，师生漫步校园，现场描写，即景联想，即景立意；对能提出与老师不同见解，或能质疑的学生，老师立即加分，并给

予物质奖励。
五、以教师的人格、人文精神感化学生。远见卓识、刚正不阿，等等，都要从课堂中体现。讲到《纪念刘和珍君》批“打手”杨荫榆

时,学生容易把她理解成十恶不赦的大坏蛋。我则除了讲其罪行之外，还讲到她是执行者，并非“主犯”；而且，在抗战时期，她为

了救同胞，被日本军刺死于苏州河！这样，在自自然然之中，教给了学生思维的全面性。课文中有不少同情劳动人民之作，我则因势

利导：我们的社会还不平衡，还有弱势群体；而不少学生的父母亲友便是弱势，需要我们的理解、同情与支持，而不能一味“自我”

。对当前社会上的真、善、美,我结合课文自自然然歌颂之；对当前社会中包括腐败在内的假、恶、丑，我自自然然“横眉冷对”…

…这，便是我的人格。
六、通过办文学社扩大学生视野，提高写作能力。在文学班里，规范管理，挑选校内一流教师与校外作家上课，对中外各名家，对学

生感兴趣的金庸武侠、琼瑶言情，对校园文学尤其是韩寒现象等，我均作评介，还通过出版《新苗》社报，提高学生写作编辑能力。


人生难得最后的一搏。尽管不少人笑我“临退休还如此认真”，但是，当看到学生的进步时，我的确有“过了一把瘾”的感觉……
(于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