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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源公只能来自上杭太拔乡 (1版)
近年来,有人发出两个启源公的怪论;
还有人认为,兴宁的启源公不是上杭太拔乡的启源公!
其实,铁证如山,其谬论不值一驳——
1、太拔乡古族谱清清楚楚写明启源公夫人石谢祖婆在兴宁是开基地点。
2、太拔乡祠堂神位牌清清楚楚列着启源公和2世穆宗公、熙宗公、绳宗公,3世仲仁、仲义、仲礼、仲智、仲信、仲猷、仲万等名字。
3、太拔乡古族谱清清楚楚写明兴宁市启源公下各脉4世或4世以后子孙,比如,其记载了启源公石祖婆脉下的大成村的4世孙才兴公。
4、兴宁的石谢祖婆共传了30万左右的裔孙,影响深远;大多数裔孙坚信祖宗来自太拔乡。
5、清末举人张易畴在宣统三年(1911)所撰的《兴宁湖背张氏家谱·续修族谱序》中有云:“光绪癸卯余赴闽汀展谒我宋太始祖化孙公,以下列祖墓窃不自揣,慨然欲搜集。化孙公一派,考其可信,阙其可疑,而汇为一谱,病于力量未能也。”解读张易畴撰的谱序,可以得到以下启示:首先,他承认化孙公是他的太始祖,当然也就是启源公的始祖,因张易畴是启源公二十一世孙。这也有力地驳斥了启源公不属于化孙公一派的说法。
6、如果有另外一个启源公,请问,其在何处开基?其裔孙何在?到今天没有现货,还是无影无踪的子虚乌有啊!
7、至于大量的族谱和典籍的记载,本室早已发布新的资料,书不重复。
至于先祖所在年代,那是太拔乡先祖的民族气节所致的族谱错立,以及《宁泉张氏支谱》的流毒。具体可见本文附录。
附录
解开宋元间上杭先祖生卒年代之谜
1992年出版的《兴宁县志》云:“明正统或景泰年间(1450年前后),上杭张启源授职循州判官。因考绩至京,病逝京城,其妻谢氏、石氏携子分别在兴宁城北郊湖背及东厢大成社落居”。此说主要受江西《宁泉张氏支谱》影响所致。自此说出来后,压倒了其他比较合理之说,以讹传讹,乃致当今之《兴宁县志》亦沿用此说,真让人遗憾。
为此,张伯涛老师作了深入考证——
一、祝枝山手写的《兴宁县志》记载张启源五世孙张琳乃“永乐举人,上杭知县”。“永乐辛卯”为1411年。笔者还与上杭宗亲联系,他们从《上杭县志》查实张琳1435年任其知县;并从兴宁鳝塘围《张氏族谱》查出其1379年出生。
二、他从鳝塘围《张氏族谱》中查出张琳之子,即张启源六世孙张添佑于“宣德之年(1436年)贡,授贵池县丞”。
然而,问题又来了:我多次往张启源公祖地上杭县大拔乡考察。张启源为元朝人,那么,其父张绍君、祖父张先俸为元朝人则更无疑了;然而,我去其墓地祭拜时,其碑石上分明写着“明始祖”!这,真令人难于理解!
张伯涛老师说,《宁宗张氏支谱》的撰编者是算命先生“编造出来的”。我问他:“古时战乱,社会动荡,长期未修谱。到修谱时因族系混乱不明,故易杜撰。然而,旧时祭祖,十分严格,上杭子孙不可能胡乱把元始祖改为明始祖吧?”
最近,我读了有关宋元以来的史书,有所启发——
元朝为了维护蒙古贵族的统治特权,削弱各族的反抗,采取了分化的民族压迫政策。元朝把全国人分为四等:一等蒙古人,二等色目人,三等汉人,四等南人。四等人在政治、法律和经济上的地位,都有不同的规定,带有明显的种族歧视成分。
蒙古族在各等人中名列第一等,是元朝的“国姓”。
色目人继蒙古人之后名列第二等,主要指西域人,如钦察、唐兀、畏兀儿、回回。
汉人为第三等,指淮河以北原金朝境内的汉、契丹、女真等族以及较早被蒙古征服的云南(大理)人,东北的高丽人也是汉人。
南人为第四等,也叫蛮人、新附民,指最后被元朝征服的原南宋境内各族(淮河以南的人民)。
根据以上历史背景,可以知道淮河以南的人民,是最下等的;而跟着文天祥勤王而流落闽粤赣的客家人,说不定还要受当地土著的排挤;而且,初到异地,一无所有,更被当地世俗看不起。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当时的客家人是最下等的民系,受苦受压迫最厉害的。既然是受苦受压迫最厉害,那么,客家人对元朝统治者肯定仇恨最深,一提到它便火冒三丈!如果谁的父母长辈死了,还愿意挂元朝的招牌吗?
客家人对汉族皇帝的正统观念特别强,拼死与文天祥抗元就是明证。既然如此,就是至死也不愿意视异族皇帝为正统。
宋末元初,社会动乱,民不聊生,加上元朝总共才89年时间;到了社会安定,有余力为祖上修墓时,是明朝时候的事了。这时候是堂堂正正的汉族天下,当然更不屑在石碑给异族留下永久印记了;所以,把元始祖刻成明始祖便是风行时尚了。
而且,既然上杭老祖宗的碑石和族谱都这样写清楚了,我们后裔能不跟着写下去吗?但后裔里肯定有元朝出生的,怎么办?这就正如张伯涛老师说的,请了算命先生来按图索骥,糊弄出祖上的生卒年代。江西《宁泉张氏支谱》就属此类。所致谬传。真是阿弥陀佛——
人们常说,祖宗石碑上的字最准,当然硬道理;但对特定时期的华夏大动荡的宋元时期,应该另当别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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