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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甜苦辣忆舌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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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6/16 11:28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酸甜苦辣忆舌耕(上)



                一      赤脚少年园丁梦(酸甜苦辣忆舌耕之1)
                        
       我教书的动因何在,为何一辈子乐此不疲?
       首先是生存的需要,活命的驱使。1950年代初,对孩提的我来说,是极端艰辛岁月。父亲是知识分子出身的旧职人员,在新社会的乡下,斯文扫地。种田种地,一概外行,顶多是干点轻的简单农活。我们兄妹多,仅靠母亲拼死拼活维持。平日的稀粥青菜,到了三荒四月,外加八月荒,那点可怜的清水汤也维持不了。那饥荒时刻父母跌低脸皮上求下借而累累破壁而回屋叹息的情景,好似大山压在我幼嫩的心头……
      读好书寻出路,加上父母乡亲们的耳提面命,我经常坐在田埂上,或者月下的地堂里,或遥望云海天影,在咬牙,在发誓,拼命读书考上大学才有生路;否则死路一条!
     一是我的老师给我印象好,有的还是我的偶像;而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作为乡下小孩,首先是读书,接触的层次高的对象当然是老师。那时的老师,职业神圣,为人高雅。我这“井蛙”,当然佩服得五体投地。
      二是老师待遇好。老实说,自生存需求而言,若老师待遇差,甚至如10年浩劫时不如售货员,还要被打成“臭老九”,我当然敬而远之。但我们客家人自古崇文重教,最主要的是老师待遇好。当时小学老师一般三、四十元,中学老师一般六、七十元,高者八、九十元上百元的,让我辈穷鬼羡慕死了!当时吃公家饭的好,农民就是穷,穷得死去活来的。有一次父亲叫我去永和圩日卖鸡蛋,一毛钱三个,即3分钱左右一个。我早早摆摊,直到曲终人散,还卖不出去:因为我只能按父亲定价买,无降价权。正当我万般彷徨之际,是在粮所工作的宗亲买去了,才得解脱。
     1959年领袖反右派,我佩服的老师纷纷倒下成了“反动派”被“专政”,全党共诛,全国共讨。但未倒下的老师却工资待遇未变;我的中学老师每天还有工友替他们送开水洗脸水,为此,我们还是视为追究的目标。
     所以,一想起此类事,年纪越大志弥坚——长大了定要当老师!
     以后转转折折读到高中,经历时代易帜坎坷的老爸,还是对儿子当老师不放心——认为还是靠政府恩赐左右的“政治饭”,还是“吃使不稳”,强令我报考医学院。父亲就是皇帝,就是圣旨。我谁都敢顶撞,就是畏他如阎王,只得从命。
      幸好形势急转直下,1960年初中共大规模压缩高校,是建政以来招生最少我们最难考的时刻。家父极为精明,为儿有把握高中计,还是主张我读师范报中文系。
     我读中文系还有自己的小九九。我喜欢读书,而从孔夫子以来的许多文学家都是老师。我这穷孩子,穷得被人看衰——甚至穿衣服烂也被伙伴白眼而不愿靠近我。但我最顶呱呱的是作文好:从小学贴到大学。老师说与“有天资”,贴在学校公示栏帅帅气气的,那才是我扬眉吐气的伊甸园。记得我1957年上永和中学,第一学期就拿了学校作文比赛第一名。连我的母校大成小学竟然也轰动一时!人家说我小作家,而我也不知天高地厚,梦想将来要做大作家什么的。所以读华师中文系,真是我的最佳选择也。既然如此,教书是我的命,文学是我的魂,是我的命运注定了!
     家父真圣明,我果然考上:当时宁中中学60人报考文科,今2人考上,其中皆有鄙人,真乃险哉幸哉也!






              二   千艰万难为舌耕 (酸甜苦辣忆舌耕之2)


                                  张长兴


     朝为田舍郎,暮登大学堂。加上美丽的校园,德高望重的老师,完善的设施,衣食无忧的日子,对乡下苦孩子而言,实在是过上天堂生活。
     为回报党,回报社会,我决心刻苦攻读,将来成为合格的好园丁,还要苦斗文场作作家。
     我是海绵,孜孜不停吸取知识的海水。但当时的中国革命、世界革命、“反修防修作革命接班人”的阶级斗争高于一切的大气候,却在死死拉我退出知识的殿堂;而且是毫不犹豫的退出,奔向社会的斗争天地去“脱胎换骨”。
     我当时也非没有思考过,但“斗私批修一闪念”,马上斩断邪念——必须全心全意听党话,否则成“反动学生”开除回家成坏分子死路一条;毛主席和共产党培养我上大学,恩重如山,我的一切当时党的,一定要跟党走!
     我们下乡多劳动多啊!每星期一个下午校内劳动;下乡到花县一个月的秋收劳动;还有这里作那里下乡的。最大的折腾是大三时长达13个月即一年又一月的、往广州郊区九佛的下乡作工作队员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那和贫下中农“三同”,睡牛栏,不准吃鱼吃肉的苦日子,人马上瘦了10斤,难熬啊!回来时是大四,却又碰上阿弥陀佛的内乱10年的浩劫。接着是推迟一年的分配!所以,我的本科4年,非读书时间占了起码一年4个月,读书时间不到一半。
     我心里明白,那不尽的斗争与运动,以及漫长的下乡劳动,对我的将来任教,没有多大作用——我孩提其就死去活来的劳动,只有苦痛而没有升华;只有文化的殿堂才能让我达光辉彼岸。故我在政治中虽拼力紧跟但总比同窗慢半拍,我在班上曾获考试头名,科任老师累累表扬我;但包括姓严的班主任在内的舆论没人表扬我,他还严肃教诫我警惕“只专不红”,批判我“离群寡居”……
     与就是在此事的非常年轻的20出头,我如矢志入戒的和尚——绝不能吃政治饭,绝不能做官,只能是青灯古佛般的教书读书写作!但为了饭碗活命成家养父母,表面上、行动上必须听党话——时时、处处!!!
     有过了许多年后,年迈老父还为我没能好好读完大学四年而叹息!
     每每想起当年之蹉跎岁月,我仍在夕阳下嘘嘘哀叹而痛定思痛也!
     我想,如果不是家学渊源,不是我自幼苦读,不是我在文革武斗时私自读书,不是工作后始终嗜书如命;单凭大学那不到2年的学习,我肯定是混日子拿工作度日的教书匠与芸芸众生;何来今日之鄙人哉?
     好容易熬到毕业时间,该与学子拥抱了吧?但文革天下大乱,党中央只能决定推迟分配工作;很容易熬了一年,该去学校了吧?万万想不到我们还是“旧学校出来的知识分子的臭老九”,属“挖社会主义墙脚”另类,又被发配广州军区农场种地|“脱胎换骨”改造,重新做人!
     1968年8月中旬的酷夏,当我到达天苍苍野茫茫,眼前是茅草房的潼湖,举目无亲,分外寂寞无奈。当时领导还说是一辈子在这里扎根的了,一辈子啊!眺望苍天还见与尽头;老九命苦,何时出头当园丁?再而思之,出身贫苦,几岁即劳动;稍大,干大人的苦力活;到了最高学府的大学,还说劳动劳动的;大学毕业,还说上山下乡的永久劳动……
     每当潼湖搏命之余,踯躅草棚前,寂寥荒草地,总会哀叹——
    难道我上辈子是大官大地主大吸血鬼吗?为什么我生下来就是不尽的劳动折磨呢?
    我自孩提时立志的园丁梦,到底在哪里?难道只是在缥缈的梦中吗?
    苦海茫茫,何处是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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