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脚少年园丁梦
我教书的动因何在,为何一辈子乐此不疲? 首先是生存的需要,活命的驱使。1950年代初,对孩提的我来说,是极端艰辛岁月。父亲是知识分子出身的旧职人员,在新社会的乡下,斯文扫地。种田种地,一概外行,顶多是干点轻的简单农活。我们兄妹多,仅靠母亲拼死拼活维持。平日的稀粥青菜,到了三荒四月,外加八月荒,那点可怜的清水汤也维持不了。那饥荒时刻父母跌低脸皮上求下借而累累破壁而回屋叹息的情景,好似大山压在我幼嫩的心头…… 读好书寻出路,加上父母乡亲们的耳提面命,我经常坐在田埂上,或者月下的地堂里,或遥望云海天影,在咬牙,在发誓,拼命读书考上大学才有生路;否则死路一条! 一是我的老师给我印象好,有的还是我的偶像;而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作为乡下小孩,首先是读书,接触的层次高的对象当然是老师。那时的老师,职业神圣,为人高雅。我这“井蛙”,当然佩服得五体投地。 二是老师待遇好。老实说,自生存需求而言,若老师待遇差,甚至如10年浩劫时不如售货员,还要被打成“臭老九”,我当然敬而远之。但我们客家人自古崇文重教,最主要的是老师待遇好。当时小学老师一般三、四十元,中学老师一般六、七十元,高者八、九十元上百元的,让我辈穷鬼羡慕死了!当时吃公家饭的好,农民就是穷,穷得死去活来的。有一次父亲叫我去永和圩日卖鸡蛋,一毛钱三个,即3分钱左右一个。我早早摆摊,直到曲终人散,还卖不出去:因为我只能按父亲定价买,无降价权。正当我万般彷徨之际,是在粮所工作的宗亲买去了,才得解脱。 1959年领袖反右派,我佩服的老师纷纷倒下成了“反动派”被“专政”,全党共诛,全国共讨。但未倒下的老师却工资待遇未变;我的中学老师每天还有工友替他们送开水洗脸水,为此,我们还是视为追究的目标。 所以,一想起此类事,年纪越大志弥坚——长大了定要当老师! 以后转转折折读到高中,经历时代易帜坎坷的老爸,还是对儿子当老师不放心——认为还是靠政府恩赐左右的“政治饭”,还是“吃使不稳”,强令我报考医学院。父亲就是皇帝,就是圣旨。我谁都敢顶撞,就是畏他如阎王,只得从命。 幸好形势急转直下,1960年初中共大规模压缩高校,是建政以来招生最少我们最难考的时刻。家父极为精明,为儿有把握高中计,还是主张我读师范报中文系。 我读中文系还有自己的小九九。我喜欢读书,而从孔夫子以来的许多文学家都是老师。我这穷孩子,穷得被人看衰——甚至穿衣服烂也被伙伴白眼而不愿靠近我。但我最顶呱呱的是作文好:从小学贴到大学。老师说与“有天资”,贴在学校公示栏帅帅气气的,那才是我扬眉吐气的伊甸园。记得我1957年上永和中学,第一学期就拿了学校作文比赛第一名。连我的母校大成小学竟然也轰动一时!人家说我小作家,而我也不知天高地厚,梦想将来要做大作家什么的。所以读华师中文系,真是我的最佳选择也。既然如此,教书是我的命,文学是我的魂,是我的命运注定了! 家父真圣明,我果然考上:当时宁中中学60人报考文科,今2人考上,其中皆有鄙人,真乃险哉幸哉也!
千艰万难炼园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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