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费孝通 - 兴宁A8 兴宁论坛兴宁新闻兴宁人的网络社区

长期以来，我十分佩服、惊讶中国一大批老科学家、思想家、学人、报人，他们学贯中西，受五四科学、民主洗礼，就其总倾向来说，与其说接近陈独秀、李大钊，倒不如说更接近胡适!在国破家亡之秋，他们既治学，又救国；在解放战争后期，大局已定的情况下，他们这批“胆大包天”、“不识好歹”的“书生”，竟然敢同时批评国民党与共产党，成为毛泽东抨击的“民主个人主义者”(亦称“第三种人”)!大陆易帜之后，这批人绝大部分毅然留了下来；有些人还抛弃在西方世界优厚待遇，投奔祖国。回来则马上投入土改、复查、三反、五反、思想改造等运动，马上彻底否定自己过去，马上用最响最亮的声音歌唱共产党。到了五七年，一遇合适的气候，却又“旧病复发”，以外国学来的、五四弘扬的科学、民主、法治等价值观，似冲出地壳之激泉，顽强表现出来。结果，正中“阳谋”者下怀，引蛇出洞，马上有许多人戴上了“右派”帽子，长期遭遇“专政”。

然而，奇而又怪的是，这一大批人被打成“右派”，被批斗，被专政，乃至十年浩劫时的受到毁灭人格、百般侮辱的“全面专政”，并不见他们有什么“反叛”行为。等到粉碎“四人帮”，这批人平了反，要其卖力，他们不但无怨无悔，反而“拼将热血写春秋”!要说他们已“脱胎换骨”吗?未必，在八十年代比较宽松时刻，他们中又有不同声音冒了出来。以后，时过境迁，中国又恢复了平静，这一批人又默不作声，又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国效力。作为一位知识分子，作为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已十五年的老盟员，我试图分析一下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盟中央主席费孝通先生半个多世纪来的思想轨迹，也许能找出什么“规律”来。

费孝通大学毕业之后，受胡适影响深，“多研究些问题，少研究些主义”，走的是“科学救国”之路。他搞社会调查，致使新婚爱妻遇难！然后是举世闻名的江村调查。其意图是通过解剖中国社会躯体中的“细胞”来了解中国，找到救国救民之路。我们可这样客观判断：其热诚可嘉，也可为日后治国者提供点资料。但是，费孝通生不逢时。他奔向社会考察之时，正是中国危急存亡之秋，日本鬼子要灭中国，中国人要推翻三座大山，国民党要与共产党争天下。就“五四”意义上的科学与民主的启蒙，已经让位于中共领导下的救国斗争。费孝通先生研究的“问题”，他要“富民”的科学，在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白热化之际，是不会引起国共两大政治势力的支持的，——当然，谁也不会无聊指责与干涉。此时的他，既失去爱妻，又独自研究谁也不支持的“问题”。我们由此可推知，“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正是其写照。其孤寂，其顽强，其专一，其高远，也就是说，其拳拳赤子报国之心，在这一中国特定时期的费孝通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至!其热诚，其人格，至今还在感动着后学者。虽与国家大局无补，虽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却终究走向做实事以富民的不归路。这的确体现了经五四洗礼，学贯中西，深受西方科学与民主精神浸染，具西方人生观与价值观，却又热诚报国的包括费孝通在内的一大批知识精英的风貌与人格。

从抗战时期到解放战争的关键时刻，我们见到费孝通的独特表现：一、继续保持与胡适的良好关系。二、继续关心政治，关心中国政治走向。但其政治观，仍是五四启蒙时期的科学、民主、法治的层面，近似西方的人文价值。因此，他与广大教授共赴国难，熬到抗战胜利。抗战胜利之后，又与张东荪、张申府、傅斯年、沈从文、朱光潜、闻一多、李公仆、潘光旦、钱端升等一大批学者，支持学潮，对国民党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积极投入民主运动。从这个意义上说来，费孝通他们可以说是投入了中共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但是，我们并不能说他们与中共之间可划等号，他们与中共之间还有很大差距!这，主要表现在积极参加《观察》周刊及其丛书的活动。

《观察》丛书则由张东荪、潘光旦、吴恩裕、费孝通、吴世昌、朱自清、何永佶、萧乾、樊弘、王了一、周东郊组成主要撰稿人。费孝通共出了《乡土重建》、《乡土中国》、《皇权与神权》、(与吴晗等合作)三本专著，可谓活跃人物!就其《观察》同人政见而言，在于建立一个既非国民党，又非中共统治的真正科学、民主、法治的中国，亦即毛泽东说是“第三条道路”；他们这一批人，自然成为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等文章大加抨击的“民主个人主义者”!

《观察》猛烈抨击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但是，对即将统治大陆的中共呢?1945年抗战胜利后，《客观》周刊中的看法也大体上能显示《观察》撰稿人的政见：“我不相信在中共的统治下，人民能获得思想及言论等基本自由，能实现真正的民主。”他认为，凡是在一个讲究“统制”、“一致”的政党统治下人民不会有真正的自由与民主。他还说：“中共是否能容许今日生活在中共统治区域中的人民有批评共产主义或反对中共的自由?假如容许，则何以我们从来没有看到在中共区域中出版的报纸有任何反对中共或批评中共的言论，或在中共区域中有可以一般自由发表意见的刊物?”

这些“民主个人主义者”的见解是尖锐的；特别在其后形势急转直下，“百万雄狮过大江”，大陆肯定属中共的情况下，这些人敢对国共各打五十大板，公然鼓吹一般层面上的科学与民主(非那时中共理解的含义)。这一方面体现了这批儒林的独立人格，有其可爱之处。但是，不论从当时还是今天看来，这批“民主个人主义者”却是十足的书生、狂生、腐儒，被毛泽东抨击是“得其所哉”。这是因为：一、国民党如丧家之犬，中共统治大陆，这是明摆的。这批人对国共“各打五十大板”，只能讨国民党喜欢而恼了中共，真是不识时务。二、这批人号称学者，但对近、现代中国史的基本常识却几乎等于零。鸦片战争之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证明科学救国走不通；孙中山领导的政体革命，结束了帝制，变共和为不可逆转；孙中山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要学西方民主政体，结果军阀把中国搅得天昏地暗。五四时期倡导思想革命，高扬科学、民主大旗，这对古老、封建、愚弱的中国，药方是对了；但是，当时首要任务是救国。而救国，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已救不了，那么，只能靠中共来救。而救国，在中国，只能以武装的革命打倒武装的反革命。既然是武装斗争，则应有更多的集中与统一；而强调集中与统一，在特殊形势下，往往会与封建主义找到相似，而不利于科学，民主、人权的张扬。因此，强调集中、统一，代表了广大工农利益的中共掌权，是历史的必然，也的确符合“中国特色”!我认为，这批“民主个人主义者”应将矛头对准国民党独裁政权，而对中共的统制与集中，应该有更多的理解与肯定；同时，亦可在合适的条件下让中共领导注意民主问题(毛泽东在延安与黄炎培谈话时，亦强调治天下要用“民主”武器来改变“周期率”)。三、弄不清当时国际“大气候”。资本主义世界四分五裂，西方政体及其价值观江河日下，气息奄奄；社会主义阵营日益强大，中国肯定“一边倒”，中苏肯定同盟，东风一定压倒西风。这批“民主个人主义者”之所言，有点“逆潮流而动”的味道!

《观察》的言论，标明是“自由主义刊物”，并强调其自由、民主、进步与理性这四要素，还号召全民选举、两党政治、言论自由、生活保障等。主要执笔者包揽了当时最著名的学者与社会贤达。当中共处劣势时，肯定支持这批“自由主义者”；但在中共即将全国执政时还如此吃洋不化、吃古不化，其迁腐与鲁迅笔下的孔乙己绝无二样!费孝通与储安平都是1910年生，在办《观察》期间，他们有一定交往；而且，费孝通是在该刊发表文章最多的一位，仅署真名的便有三、四十篇。这些文章的重点，并非其社会学专业介绍，而是关于中国政局、时局、民族性格及介绍欧洲与美国文化的。费孝通回忆道：“《观察》是日本投降后到解放前这一段内战时期知识分子的论坛……当时我年华方茂……于是仰首伸眉，振笔疾书，几乎每期《观察》都有我署名或不署名的文章。”从以上材料可看出，他是十分活跃的“第三种人”!

但是，解放前夕，张东荪、张申府、费孝通等“第三种人”，绝大多数留在大陆，并非跟随在价值观上与他们较接近的国民党，亦未跑去价值观与他们几乎相同的欧美世界；而且，他们很快作了谴责、否定自己过去的表态。一个学者的价值观形成并不易，既然形成了也不会刹间想消失便消失。这一大批学者突然间的“脱胎换骨”的表态，连胡适也深表意外。据我看，原因大致如下：一、亲身感受到江山巨变，人民政权与国民党政权的确截然不同。二、强烈的爱国热诚。西方再好也是他乡，月是故乡明，子不嫌母丑，无论如何也要报效祖国。三、自身价值的张扬。逃到海角一隅，怎能如大陆天地广阔?中华之根，在于大陆；失去了根，萍踪无定。正统思想强，报国观念强的学人怎会接受如此现实?四、当时中共特有的开明态度。且看那时的国家副主席、人大副委员长、政务院副总理及各部长，还有政协、国防、法院等负责人，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比比皆是!不仅与蒋政权完全不同，就是今人回忆起来，也令人神往，觉得是民主人士参政议政的全盛时期。那些“民主个人主义者”，岂不深受教育?五、中共恩威并施。上面基本上是“恩”，接来的是威：梁漱溟敢顶撞，敢说毛泽东没“雅量”，马上遭黑风猛雨的批判与斗争；许多民主人士参加了土改、复查。已经查明，其间同样有左货，乱斗乱杀者肯定不少。其尖锐性与残酷性肯定震惊了这批人!再接着的批《清宫秘史》、肃反、思想改造、揪胡风反革命集团之属。高压之下，谁还敢保留独立人格?谁还敢说三道四?知识分子高层次的社会属性只能让位于求生存的自然属性，自然彼此“舆论一律”、万马齐喑了……

那批学人已形成的价值观并未消失，他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中国儒林的参政议政热忱，在一定气候下，又会“破门而出”，必然又会“折戟沉沙”，来个“赔了夫人又折兵”。章、罗等固不必说，且看费孝道，以为“百家争鸣任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时刻又来了，再来一个轰轰烈烈的《观察》时期岁月以“显身手”，放出了“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对春天既是盼望，又担心、埋怨左的一套，渴望内行领导内行，教授治校，结果呢，成了“大右派”，白白沉了二十年，空悲切!

粉碎“四人帮”之后，费孝通这一大批人才得解放。欢呼“科学春天”最响的，恰恰是这批人!他们主要精力，还是花在教学、科研上。他们也频频参与国事、做做统战工作。有合适的机会，也发表一些政见——但比过去温和多了，圆滑多了；但“劣根性”到底难改，比如，在1989年的那场风波中，那一大批民主人士又敢出来发表不同于主流派的声音!不过，随政治风波的平息，他们马上改弦更张，与主流派舆论完全一律了。从九十年代开始，费孝通领导广大民盟盟员为中共“办好事、办实事”。他本人更身体力行，八旬高龄仍风尘仆仆，东研西调，为“富民”而奔走呼号，引来好评如潮!但是，富了便没问题吗?深层次的问题呢?还有关系体制的更大的问题呢?“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在中国，谁敢为天下先，往往是危险的；与当权者不同一声音，下场是可想而知的；中国如此大，问题如此多，欲速则不达，急功则近祸!他在《八十自语》中说自己晚年选择的“志在富民”：“‘志在富民’是不够的，还有一个富了怎么办的问题，我是看到这个问题的，但是究竟已跨过老年界线，留着这个问题给后来者去多考虑考虑，作出较好的答案吧。”晚年，他在许多文章中表达了对当年《观察》周刊的深情，多次流露对亡友储安平的怀念。称《观察》为“知识分子的论坛……一时风行全国。现在五六十岁的知识分子很少不曾是《观察》的读者……几乎每期《观察》都有我署名或不署名的文章。在我说是件快事，对《观察》来说多一个快手”。1987年为《山水?人物》写的序中，称此书出版“算我对一位老朋友的纪念。他是解放前创办《观察》周刊的储安平先生。”前后比较，我们可以想见费孝通藕断丝连的太多的潜台词。

其实，他在可能的情况下，仍在不断地透露自己的“济世”理念。他在“二十一世纪中华文化世界论坛”发起会上指出：“中华文化在新世纪面临挑战!”在新世纪来临之际，他在题为《经济全球化和中国三级两跳中对文化的思考》的学术报告中，说他经历了中国的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的“三级”，包含了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由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的“两跳”，强调要“顺应潮流，一边补课，一边起跳。”他深切地说：“实际上，我们与西方比，缺了‘文艺复兴’的这一段，缺乏个人对理性的重视。这个方面，我们也需要补课，这决定着人的素质……这是个文化问题，要更深一层去看。”其惆怅，其忧思，其远虑，其渴望，其无奈，识者自可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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