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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客家文学的力度 [打印本页]

作者: 若思    时间: 2018/12/12 11:30
标题: 客家文学的力度
客家文学的力度

      (一)

    任何事物的运动都是力的运动,力度的大小决定其影响程度的大小。纵观客家文学史,比较横向的文学流派,给人的印象是,在全国范围内,作为有七千万人(相当于一个大国的人口了)的汉民系的客家文学,缺乏冲击力;在相当大的范围内,人们还弄不清客家文学为何物。这是我们研究的同志必须先要正视的问题。
    在讨论之前,先要定客家文学的内涵。我认为,这一条是绝对少不了的,——即必须写客家的人和事——客家人居住的自然环境、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历史变迁、人情世态、文物掌故及思想感情,等等,因此,客家人写的不一定是客家文学,非客家人写的不一定不是客家文学。以往的误区是,往往把客家人写的与客家生活毫无关系的亦称客家文学,甚至连不是文学作品的,只是其本人的文学主张,也拉了过来而“张声势”。比如,黄遵宪著名的“我手写我口”的“诗界革命”说,乃全国维新变革形势使然,非客家文学专有;其本人一千多首诗作中,取材客家者主要是《山歌》十五首,《新嫁娘诗》五十一首,以及少量的其他诗作。诗怪李金发,不论如何创,如何怪,其作品与客家可为“风马牛”。高产的抗战诗人蒲风在全国形成冲击力的作品,绝不是用客家方言写的那几首,至于张资平的小说,更无讨论的必要的。

           (二)

    当代如何呢?才华横溢的陈国凯,在其创作巅峰状态时,未能为客家文学添彩奏凯(这只能说是梅州地区出了位作家。其作品很少客家味,这可能与他长期居异乡有关);倒是我们的乡土作家程贤章同志,生于斯,写于斯。他的一系列作品,从内到外,浸染着客家气息,的的确确把客家人写活了,写真了。纵观程贤章作品的古色古香,真实而形象地再现了客家人生活的典型环境,塑造了一个又一个读者信服的客家人形象,其既是古老民系的扎根与展示,又不失作者的现代思维、现代信念、现代审美观对客家民系、民情及生活方式的观照。程贤章的客家系列作品,既是客家的、又是现代的。是现代意识与作为中原古汉族“活化石”的客家民族的古香古色的民情风俗的碰撞而现出亮丽的火花。尤其是他的新作《围龙》,可谓程贤章同志的客家文学系列的新高峰。其至少在如下几方面让人过目难忘:一、深沉的历史纵深感。作品沿着东晋的程旻万里迢迢不避千难万险来梅州落居,布达文化,与当地土著水乳交融起笔,然后,如行云流水,洋洋洒洒,一直展示到现在。读后给人的感觉是:有本之木,有源之水;星光灿烂,源远流长。笔者喜欢文学作品,尤其喜欢长篇小说,对客家小说,更是关注。程贤章的小说,从来被我们客家人所喜爱,被读者视为“我们客家人”的作品。而他的《围龙》的历史纵深感,的确是作者本人的突破与超越。二、写出了客家人的真。作者自然地表现了客家人的真,但也绝不为陈旧的,或是当今若明若暗的许多“圈圈”圈住,有意去隐恶扬善,而是在艺术的真实下,在现代理念的观照下,敢于揭露客家人的假、恶、丑。在作者生花妙笔下,客家人历史的积淀及其在现代社会中的碰撞,或美或丑,或高大完美,或芸芸众生,或清流飞下,或鱼目混珠,或大江东去,或死水一潭,均在作品中展示。我觉得,作者这次完全放开了,写活了;其历史纵深与敢于写实,我们的确触摸到了古之《三国演义》、《水浒传》,今之《芙蓉镇》、《白鹿原》等鸿篇巨著的感觉!三、表现手法的多样化,艺术上更臻于成熟。“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而只有作者有胆有识,对该民系的艺术再现,这“秘史”才为人们所信服。
    多少年来,我们盼望有位梅州作家如古华以《芙蓉镇》反映湘西民众的“秘史”,如陈忠实以《白鹿原》反映西北深厚悠长在大西北秦川民系的“秘史”。如今,程贤章同志的《围龙》虽未能达到(这只是笔者浅见)他们的水平,但至少已大踏步地切近了!这是十分令人欣慰的。
    另外,我们还应实实在在的看到,就程贤章同志的整体能力、整体水平而言之,与《今夜有暴风雪》、《芙蓉镇》、《天云山传奇》、《人到中年》,尤其与近年的《白鹿原》比起来,无论如何还缺点大家子气,缺应有的冲击力。而且,程贤章还是只是一个,缺乏程贤章这样的“作家群”。既然缺乏这样的“作家群”,少了这样的“文学方面军”,自然在全国少了冲击的力度。

         (三)

    综上所述,客家文学可谓先天不足,后天失调,虽能生长,却十分虚弱。虚弱是表象,病因才是本质。本人水平低,“狗胆”可不小,特将其原因表述如下,以求教于大方之家。
    一、地域偏僻,信息闭塞。虽然文学创作无沿海与内地之分,无发达与贫困之分,但是发达总比贫困好,开放总比闭塞好。尽管梅州地处南国的广东,但长期交通不发达,经济落后,比内地许多地方,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样,既缺乏信息交流又少了经济基础。
     二、长期以来的“左”的摧残。左倾路线冲击文艺,虽是全国之事,但同样影响特别闭塞与贫困的梅州,“左”的一套同样有市场,客家文学成为“斗争”政治的文学,文学的个性便难于张扬,因此,生机便被扼杀。
     三、千百年来的囿于对官本位的“文化”理解。客家人南迁之前,大都是名门望族,亦即官宦之家。“学而优则仕”,读书就是为了做官,即使不做官也要求个像样的“饭碗”。这个局限,就像围龙屋把我们围住了,像重重高山把我们视线阻住了,使我们成井蛙。求得了功名,写几首诗,其诗名自然随功名而升值,文学不过是为其官袍增点亮色。这千百年的积淀还在今天起负效应——聪明一点的,读书做官去了;未能科班出身的先咬牙弄点“创作”,一登龙门便“做官”去。甘于清贫,为民请命,十年一剑。如程贤章者,能有几人欤?
    四、文化部门因种种原因,对基层文学苗子缺乏长期的、系统的扶持,很多情况下只能让其自生自灭。这也与经济基础有关,不能一味责怪文化部门。
五、不良的气候与环境扭曲了作家的心灵,丧失了独特的人格,丧失了作家正确评判生活的人文精神。以往鹦鹉学舌的宣传,讨得官方欢颜的是“好文学”;如今能发出去,销路好,能拥抱赵公元帅与孔方兄的,便是“好文学”。谁也不做“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蠢事。

          (四)

     出路何在?其实,只要正视上面的病因,药方自然有了:
     一、不囿于梅州四百万客家,把大陆本土的十八个省市二百八十多个县区,把在海外数十个国家的客家人及其后裔联起来,组成有七千人口的、相当于世界上一个大国的人口阵势,组成浩浩荡荡的客家文学军团。
     二、要求官方营造宽松的繁荣文学创作的大气候,这包括:再穷也要挤出点钱来为艰苦拼搏的作者解困,再穷也要支撑文学刊物的出版。此外,对作家的热情鼓励,其中包括允许其失误,并真诚帮助其改正失误;还包括与自己喜爱不同,却能允许其百花齐放的开明态度;尤其要敢于支持带缺点甚至失误,但其整体却是积极向上的创新作品;有关领导还要与作者同甘共苦,甚至共担风险。一个陶渊明,一个沈从文,却惹得游客如云,文学作品中的孔乙己与《芙蓉镇》的米豆腐,在当地招来天天进宝。文学需要经济扶持,文学却能促进经济繁荣。
     三、加强作家的修养,强化自我完善。从血管里流出的是血,从水管里流出的是水。任何时候都要与时代同步,做人民的代言人。谁忘了百姓,要“玩”起文学,或是急功近利要巴结谁,捞取什么,那么,其作品只能是废纸。我们要以开放的眼光去读书,去看世界,去把握全球的科学、民主、法治、人权、和平、发展的大潮。无论如何要与世俗的功利保持距离,无论如何要保持作家站在时代最高点的对客家人的过去、现在乃至未来的独特的评判;无论如何要甘守寂寞,独守作家应有的空间,甚至抱“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牺牲精神;无论如何要长期扎根客家地区,捻熟本地区的过去与现在,把握未来的流向;无论如何要不懈地追求完美,让完美的思想与完整形式的结合,尤其要在以跨世纪的高度与客家风情的独特表现方面狠下功夫。只有这样,才能拿出有冲击力的作品。

         (五)

    最后,谈谈我对客家文学的展望。
    正如中国有相当长的初级阶段一样,客家文学要石破天惊,自然还要相当长时期。但相当长时期不等于遥遥无期。我们已望见几缕曙光,那就是:中共“十七大”的召开,会带来更开放、更精彩的世界;对公有制的多种形式的讨论与实践,民营、跨国企业的大发展,有可能形成思想解放运动的新潮;文学是人学,曾失落的、其后时断时续的“五四”时先哲高扬过的、长期当作“资货”、“修货”的科学、民主、个性的人文精神可能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后重新勃起,从而会辐射到创作中来。在这大气候下,作家的人格有可能完善,有可能出精品。一隅的秦淮河,出了刘绍棠;一角的湘西,前有沈从文,今有古华;贫穷闭塞的黄土高坡,能出路遥、陈忠实;冰天雪地的北大荒,敢让文弱的梁晓声冲了出来。
    而我们,如此多人口,如此广的地域,有千百年来客人南迁的辛酸的沧桑史,有作为古汉语“活化石”的客家思维与表达的话语,有悠久的文化积淀与人文基础;有了程贤章等创作的具一定影响、站得住脚的客家文学作品;更重要的是,在古老民族与现代意识的碰撞中,这里的世界很精采。这些都是采之不尽的生活矿藏。
    如今,许多客家人已抛弃了封闭的围龙屋,跨过丘陵,冲出群山,到了新天地,难道我们的作家不能走出围困,突越黑夜的阻隔,承前启后,创出客家文学的灿烂与辉煌来么?



作者: 关生    时间: 2019/11/18 19:16
客家有卵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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