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宁A8 兴宁论坛 兴宁新闻 兴宁人的网络社区
标题:
赤脚少年的甜酸苦辣 —— 永中三年求学的刻骨铭心
[打印本页]
作者:
若思
时间:
2012/3/1 13:37
标题:
赤脚少年的甜酸苦辣 —— 永中三年求学的刻骨铭心
赤脚少年的甜酸苦辣
—— 永中三年求学的刻骨铭心
我1957年秋考上永和中学初中部,而且是很艰难考上的。为什么呢?那年永中一级才招四个班,单我就读的大成小学便是两个大满班毕业;何况,永和镇还有其他大间小间学校呢!应当说,考得上永中便幸运。事实也是,我小学时的一些尖子生,因考试临场发挥不好,便未考上,只能读社办的侨中、农中等校。
从1957年至1960年的永中三年,是新中国从治到乱的风云激荡的三年,也是对我人生观、价值观打基础的三年。撒什么种子结什么果,什么样的存在便奠定我什么样的性格与意识。老实说,是老师的教诲让我明白什么是文明,是师生真情让我懂得什么是正义与善良,是腥风血雨的“政治”让我心忌主流僵化体制。总之,我初步领略了中共的伟大与失误的滋味,开始了独立思考。我的心越来越与我的老师贴近,我的屁股越来越与下层劳苦的、弱势的百姓同坐一板凳……
一上永中就发财
我1957年考上永和中学,全家欢天喜地。但是,穷苦家庭要凑上学杂费,则难啊!
我记得,家里养着母鸡,但平时全家绝对不能吃蛋的,要拿去卖换油盐钱呀。我至今记得,那时我不时往永和圩卖鸡蛋;大的四分钱,小的一毛钱三个!我记得,为了多卖几分钱,怕价低了回去给爸骂,到散圩时还没卖完!我只能垂头丧气捱着肚饿地蹲在那里……
但是,上学是一定要的,砸锅卖铁也要上,父母不知求了多少人,才把学杂费凑够!
虽说缴了学费,全家又担心:何时才能还清债呢?
啊,天大喜讯!开学没多久,我便“发财”了——学费全免,钱退了回来;领一等助学金!
全家喜从天降,大家奔走相告。
父母一再告诫我:“不要忘了班主任张嘉铎老师的关照,不要忘了学校的恩情!做人要有良心,要认真读书,报答老师……”
在其后漫长的五十载的人生中,大钱小钱,经我手的不知有多少,却没留什么印象;唯有——上永中就“发财”——既退回学费,又领一等助学金的那沉甸甸的十元钱的感觉,至今深刻不忘!
但好景不长。初一级下学期便“反右”斗争,1958年起“大跃进”的“三面红旗”,本应越来越“共产”才对;然而,免费、助学金之类反而取消了!我记得初二期考时,学校说“谁读书谁出钱”,不再上门劝学,班主任只得听上面的话,说我欠学杂费,考试时硬把我从教室赶了出来……
忘不了陈来珍老师的“第一名”
“啊,怎么你这么厉害?作文比赛第一名!”
“看你弱弱小小的,想不到是全校闻名的大秀才!”
1957年秋,我步入永和中学的第一学期,万万没想到贫穷的我,不起眼的我,且与老师还很生疏的我,竟然“太阳西边出”,在学校作文比赛中,得了第一名!在隆重的大会上由黄南山校长颁奖!
这第一名,让我止不住心跳,让我地无分南北,让我飘浮在祥云灿烂的天宫里……
我的母校大成小学,是出名的学校。小学老师一见到我,便竖起大拇指,啧啧称赞:“你为大成小学争了光!”
不过,冷静想起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到小学二、三年级,我便见书则看;地上有废报废书纸也捡起来读;见人家写得好的文章,便反复揣摩,慢慢的,我也喜欢写,自然也比一般同学写得好了……
到了中学,这么多小学的尖子汇在一起,我还有点“心虚”呢!但是,我的陈来珍老师——年青、漂亮的姑娘,我年青的语文老师,竟然慧眼识才,“破格提拔”,给了我“第一”!而这“第一”,我当然第一要感激来珍老师;第二则脊柱马上挺直——“不用自卑,张长兴是有两下子!”再下来则是写作迷了心窍,一路猛写下去了。
高中毕业考大学,我非读中文系不可!华师中文系,培养中学教师,本无培养作家任务;然而,我还是在编织“作家梦”;大学毕业,到了部队农场种田,日斗夜战,我还在偷偷写作;任教三十余年,大部分时间在高三毕业班,于百忙中,我还在写,共发表百多篇文章!我写作欲如此强烈,原因诸多;但其中一条是陈来珍老师的激励。
而且,我这终生中学语文老师,凡学生勤写者,一律鼓励;写得有特色者,我一律高分;还因材施教,“拔高”,让大批学生习作变成报刊“铅体字”,让这名扬四方的“惊喜”,变成他们日后漫漫人生路的激励。而这,还是源于陈来珍老师的恩泽……(陈来珍老师于2009年不幸逝世,终年81岁,我深表哀悼!)
不能忘怀的其他老师
时间虽逝去四、五十载,当时赤脚少年的我也步入了退休的晚年。然而,一想起永中,便会缅怀当年老师!真是——
悠悠四、五十载的潮起潮落,
是我在他乡夜泊时梦牵魂萦的涛声依旧:
我的恩师们何在?
他们是我时时的怀念与灯塔……
如今,我把他们的印象“录”下来以示我的报恩与激情——
张嘉铎老师。一上永中,他就是班主任。他个子矮小,脸白净,人斯斯文文的。他出自教育世家、数学世家。虽说是班主任,是总管一切的容易“上火”的父母官;但是,他从来对学生十分关心、慈和,且是不紧不慢的、柔声细气的语调。他的数学课上得好,我们十分满意。他见我家贫而好学,不仅免了我学费,拿一等助学金,还让我做学习委员。然而,好景不长,这样的明媚春天过了才一学期,接着便是毛泽东的“引蛇出洞”,他便糊里糊涂做了“右派”!
一做“右派”,当然是学校批判对象,打入十八层地狱。然而,让人奇怪的是,不少原先是十分“听话”的学生,此时竟敢在课堂上公开攻击与笑骂他,让我心如刀割;还有,因为我是他的“得意门生”,在那些“风派”学生看来,我也是老师的“狗腿子”,也是“准右派”,也马上看不起我。
但是,我年纪虽小,人格上却早熟,对他仍然敬重与同情。因为:一、父母告诉我,做人要有良心,要正直、要知恩图报,因此,我绝不能投石下井;二、当时民间大家都讲“右派”是有本事的好人,都敬重他们。其后,嘉铎老师打回大成社原籍成“五类分子”被管制劳动。他老婆也马上与他脱离,嫁给平远的猎人,只剩父女相依为命,受尽人间炎凉。但是,我不论是读上大学的“火红年代”里当上“红卫兵”神神气气“衣锦还乡”,还是我工作后成“臭老九”回家,我一定去拜访他,并“孝敬”点“小意思”。粉碎“四人帮”后他改正复职,然后退休。1990年代,我主编《大成文史》,他写的长文《园丁世家的风雨春秋》,我全文原汁原味登入。其后在惠州女儿处安度晚年。但天有不测风云,前两年,他因女婿张本强车祸命丧受重大打击,随即辞世……
王振老师。我初三时的班主任,也是人生大转折时的导师。那时劳动仍多,他也和我们一起吃苦。但劳动不忘“突出政治”,记得在修福岭水库公路时,劳动中间休息,他让我读报。我错把东“莞”的“莞”读成“壳”,他马上纠正,让我至今不忘。上化学课时,讲“燃烧”。他并不先讲定义——什么是“燃烧”;而是用诗一样语言,说人们歌颂光明,而他则歌颂火光,歌颂火光的来由——燃烧,最后是板书:“任何发光发热的化学现象,叫燃烧。”时光已过去47载,他那文学与化学的有机综合,至今让我神往。不知当年同窗还有几个记得此幕?
黄南山校长。矮矮的、斯斯文文的,三十左右,有点口吃,但讲出来便有水平。对学生很好。有一次开学时父亲凑不出学杂费,专门写了封信给他。他看了信之后,非常佩服家父文笔,问是“什么文化程度”。最后,虽未同意缓交,但也郑重回了封客客气气的信给家父……
谢作灵老师。我忘不了谢作灵老师温暖的一拍与亲切的话语。1956年,我才十三岁,星期天便到水库工地去为父母挣工分。一天傍晚,我拖着十分疲倦的身子往回走时,背后拥来了大队学生。“小同学,不简单啰,星期天也上工地,看你满身是泥的……”话语未毕,一位满面笑容的年青老师右手往我肩上一拍,并搭着走了好长的路,说了许多好热情的话!事后,我才打听到他是永和中学教师。我想,他与我不相不识,竟如此温暖我;将来我能效法他,该是最大幸福!
罗锡煌老师。他对我的语文天资极为称赞。他矮矮的,白白胖胖的,老是咳,带点病态的潮红。他为人乐观,善讲笑,讲课生动。他讲《范进中举》,边讲边列出胡屠户对女婿中举前后的表现;他在笑声、咳声中,也引起我们全班的笑。后来他倒在永中工作的任上!
罗伟康老师。他儿子罗福明与我同班。他教地理,学识广,口才好,工作负责。
钟蔚然老师。那时他是“右派”!还为永中牧羊,我们戏称“苏武牧羊”!但为人十分慈和,十分爱护学生。我家穷,体弱多病,他总问长问短。有一次,人家送了葡萄糖针水给我,正是蔚然老师给我静脉注射的。他教我生物课,我考试常得100分。以后,我考上韶关的广东矿冶学院预科班,在1961年的大饥荒中,他还寄了衣服和日用品给我(尽管他也十分困难)。几十年来,我是把他当作父辈来尊重的。
陈钧祥老师。他是有功底有学问的,讲课十分熟练,还摇头晃脑的。对学生极热情。
刘聪贤老师。他教初三代数,讲课认真、熟练。
刘玉凡老师。听人说是木匠出身,但他的初二几何课讲得生动、熟练。我至今记得:“鸡是两只脚,但两只脚的不一定是鸡!”
罗展坤老师。我七八十年代在永中教书时,他是德高望重的老一辈了,大家尊称他为“展伯”。我读初三时他任几何课,他的师德、水平,均为一流。有一次,来了校内外的许多老师听他的课,挤满了教室。那时他还年轻,经历场面不多,讲话时紧张得有点颤抖。他知道我成绩好,那堂课还特别提问了我……
张淦方老师。教我体育课,教态好,很认真的。有人私下讲他是工友出身,送去培训,然后回来教的。不知是否真的?
黄蔚文老师(人称黄高佬)。兴宁有名望的体育界前辈,因评上“右派”贬来永中。大家都说他“水平高”。有一次,我一位同学(还是大成村同乡),上体育掷手榴弹时,竟掷到他嘴上!血流如注,门牙打落,不省人事,惨啊!过后,他还对我们说:“我打落门牙,满口血,我就把血吞到肚子里去。血有营养啊!”险啊!听说在文革浩劫时,还被红卫兵赶回家耕田,唉!听人说,解放前他是有骨气的体育届前辈,想不到解放后这么惨!
李恩平老师。老革命,离休干部。他大跃进时任我班主任,老本科生,教地理。他坚决执行上级命令,好像当年打国民党的战斗,带领我们走南闯北炼钢铁。他工作负责,关心学生,我与他长期保持联系。他是老师里联系校友最多的,大家评价高,是德高望重的老前辈。但是,这样的好园丁,文革时还受侮辱冲击,真是阿弥陀佛!粉碎四人帮后恢复高考,我还多次辅导其子。如今,80多岁的他,仍健步如常,思维敏捷,话锋不减当年,关心国事,不时撰写回忆录,让吾辈佩服。此乃天佑贤良者矣!
罗天真老师。大跃进时的班主任,长期患肺结核病,工作负责,但火气较大。
李希钦老师。反右前任总务主任,教我班美术课。后划为“右派”,不准上课了,但利用他特长,让他在墙壁上写“教育为无产阶级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之类的漂亮、醒目的政治大标语。
黄云老师。好像是体育教研组长,篮球打得好,投篮准。一次,只见一高大的工友冲进教室要打学生,他急忙冲过来制止。待工友走后,他还很关心问那学生“吓着了没有”……但没过几个月,突然被中共逮捕,说是什么“历史反革命”还是什么“特务”!听罗铭祥老同志说,他在狱中拉肚子而死亡……
蓝用邦老师。教过我数学,矮矮,白白,胖胖,戴近视眼镜,很斯文的知识分子,脸上总透着谨慎与忧郁。很爱清洁。我见他洗衣服时泛起满脸盆的肥皂泡,我这乡下苦孩子还很奇怪,认为“浪费”。又是没过去几个月,同样被中共逮捕,有人传言他是什么“蓝衣社特务”!以后则不知去向……
如今想起来,让人难理解:中共一来“运动”,便马上能抓许多人去“专政”。我估计上面这两位“特务老师”,很可能是在解放初中共“宽大”政策感召下,彻底交代了历史问题,然后“幸福”地进入人民教师队伍“安居乐业”。谁知大陆极权最高当局是搞“阳谋”、阴谋的老手,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在他治下的中国大陆,我们的许多“特务老师”和广大的“右派”老师,能不倒霉吗?
我至今还记得某老师在全校大会上批“右派”时的发言:“许多人说右派分子有本事,其实,并非这样。那些右派会吹,老讲自己有本事;而我们广大老师却是老老实实教书,谦虚、扎扎实实的。”
但是,又几十年过去了,在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在亿万百姓中间,人们还在为我们的“右派分子”们唱赞歌。阿弥陀佛……
大炼钢铁的折腾
我至今不忘四十多年前“大跃进”的折腾与荒唐。
“粮食压死美帝,钢铁保卫和平!”“挖空四望嶂,熔化铁山嶂!”
炼铁炼钢,工业化大生产,技术性顶强。但是,共产党重宣传:“生产大跃进,宣传打先锋”。把右派宣传臭,接着把“右倾”、“保守”宣传臭。既然大家怕“右倾”,怕“保守”,“钢铁元帅”自然升帐。
昨天刚是乡下砌灶头的土师傅,今天却是“高炉专家”!甚至连泥水师傅也不是者,没两天也是“能手”了!
放下一切,全党全民炼,仿佛当年国共争斗的硝烟弥漫的“三大战役”。中国国情与民情决定了由舆论一律到行动一律,谁反对谁反动,谁是狗屎堆!
那年,我刚上初二,便停课在石陂角度过了艰难的日日夜夜。分班拉着大大的风箱,日夜不停。刚停下手,马上又要去做煤球供土炉燃烧。困了,则在山野靠一靠,躺一躺;人家一喊“起来,上工了”,便不刷牙,不洗脸,迷蒙着睡眼又呼噜呼噜拉起风箱来……
有一次,炼铁生火的木炭不够。公社一声令下,李恩平老师等便带我们凌晨出发,到宝山深处的“百官塘”冲去。出发前,公社副社长×××(记不清了),紧握着恩平老师手壮别。走呀走,爬呀爬,不知走了多久才天明;又不知走了多久,才到达。走到“百官塘”,虽没什么菜,饭却任你吃,熟番茨大大的有。吃饱了饭,几个调皮鬼抓起番茨当“炸弹”,扔到老百姓白墙上去……
我们才是十四、五岁的小孩子啊!来回一百多里啊!还要挑着木炭回来啊!还是“童工”啊!但没有人叫苦,没有人低沉!连牢骚也没有人发!大家个个是“罗通扫北”,个个斗志昂扬,怪哉!
更难忘的是远征黄陂,到铁山嶂挑矿石。我们挑着畚箕与行李包,迈上征途。第一天在龙田中学住宿,第二天便到达黄陂圩附近的农家住下了。大家挤在一座小古屋的上厅与下厅里(无中厅)。地十分潮湿,有些地方生长着青苔,阴沉沉的。随便垫点禾秆我们便躺下睡——长途跋涉,太疲倦了!上厅后面有个长而窄的暗室,好像有木板架着。有两个同学捷足先登,占据“有利地形”。但过不了几个钟头,他们马上垂头丧气,连喊“阿弥陀佛”,冲了出来——老百姓告诉他们,那里专放死尸……
挑矿石可苦了!三更半夜吃早饭,列队匆匆出发,不许拉后,不许掉队,非急病不准请假。长蛇般的人流,震动深谷的足音,吱吱喳喳的喧闹……这一切,对我这个渴望读书的孩子来说,更添了苦痛与寂寞;但这苦痛与寂寞又绝不能让人家觉察的,且要强装成“意气风发”,“一年等于二十年”的豪迈劲儿,真够惨!
天亮了,旭日升起来了,我们才到“三家村”(“文革”时的中国人最熟此名了)所在。漫山红叶,青山高耸,溪流潺潺;伴几声白云深处的狗吠与雄鸡鸣唱,与灿烂的朝霞融和。景物是美的。我不时与小说中的良辰美景联起来,但是,越是联想,越觉惆怅与悲伤……
到了铁山山顶,景色更美,但更伤感!肚饿了,脚软了,头昏眼花了……但是,怕人家说我“孬种”,不支持“大跃进”、“右倾”,我只得咬紧牙,担着沉重的矿石往回赶。(有人干脆连人带矿石滚下出!)
睡的地板太湿了。后半段,我得了风湿病——胳膊阵阵刺痛。但是,风湿疼人家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不流血,不发烧,不红肿,又能吃饭。你说有,人家可说你“无,偷懒”!我好胜心强,只能疼便疼罢,大不了死就死罢!绝不被人“看衰”!——照样天天“搬山”不止。
回到家,胳膊疼得更厉害了。我好容易向班主任请了假;然而,一位“矮仔心肝短”的姓罗的班干部,还高声骂我“懒鬼”!
回到家,也难过。爸做食堂会计、干部,干部则要严格要求家人;结果,爸要我硬去干活!我还是得不到养病!
捱到没法,只得去看。感谢永和圩张卓民医师的三剂药,把我治好了。
“大炼钢铁”二十年之后的公元1979年秋,我调回兴宁县永和中学任教。多愁善感的我喜欢“发思古幽情”,还不时到石陂角凭吊“古战场”——那黑不溜秋的炉渣、铁屎、废砖,如牛头,如马面,如断臂,如残腿,如枯骨……这狰狞的一切,分明还在无声诉说当年的惨剧与辛酸!
“鬼 抢 祭”
一年四季,阳间最高兴的是过年;如果有阴间的鬼,最高兴的大概是四月清明节时享用阳间亲人的祭祀。我想,在寂静的山林深处,在人人皆怕的乱葬岗中,鬼大概也在“早也盼,晚也盼”。
大家未见过鬼,人们清明祭山鬼野魂时,鬼又该如何享用呢?那便谁也讲不清了。
不过,受佛老点化的老人们,却是有如此“说法”——
你们看,震天动地的鞭炮声一响,坟前的“纸钱”一烧再烧,子子孙孙一拜再拜,那风便来了,“纸钱”烧得更旺了,风把火卷得更高,把那纸灰扬向四面,卷向天空……这,便是“鬼抢祭”——鬼魂在抢着享用亲人祭祀了!
五十年代末已读上初中的我,当然不能苟同:鞭炮声震动纸钱燃烧的火,空气流动——风,何来“鬼抢祭”?
但那时的我,确实做了一回“鬼”!
一天傍晚,我从永和中学回家。走在老卫生院门口的下面小道,肚咕咕得特别响。那盛得满满的、香喷喷的大米饭,死死在我眼前屹立着。口水在咕噜吐噜往肚里吞。正在这时,背后似有米饭香味;紧接着,一群农妇挑着上坟的担子,大步流星地超到我跟前了。果然,从半盖的“补锣”(客家人用铁制的饭锅)中,闪出了白白的、香喷喷的大米饭!
“有碗饭吃多好啊!”我脱口而出……
“碰到‘鬼抢祭’了,饿鬼,真讨厌!”一位农妇恶狠狠地骂,然后是一阵风似的远去了——是在赶紧逃避我这位“饿死鬼”……
真是奇耻大辱啊!我已读过许多书了,我已明白把人比为“鬼”是什么滋味了。有碗白饭的农妇,能让我汗不敢出,何况是权力大的“官”呢?但是,在那年月,即使是“大官”,也不能讲真话。那时的中共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不是不许“右派”讲真话吗?不是不许中央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的“大官”彭德怀讲真话吗?
我这苦孩子,禁不住说了句“有碗饭吃多好啊”,竟然被这位老农妇骂为“抢祭”的“鬼”,当时的确“怒火三千丈”!但是,我不能抗议,不能哭,也没人可诉说——
天苍苍,野茫茫,
苦命少年独凄凉……
在凄苦之余,我抬头猛见山顶上的永和中学,似乎马上见到了母亲,找到了知我、疼我的亲人,内心禁不住在喊:
“我的永中,我的老师,才是我救命恩人!我要认真读书,死也要考上大学,出来工作,才能让我吃上饱饭,让全家人吃上饱饭,才能磨脱谷壳,吃国家饭,才不受人欺负,才能‘先天下之忧而忧’,写文章,做作家……”
公元1960年秋,我初中毕业,与同级的邓钦鹏、张冠华、何淦松、陈文佑、邓皇贤共六人考上广东矿冶学院预科。初中毕业生一下子佩上了大学的校章,多神气啊!然而,好景不长,1961年夏,学院“下马”,我们被遣回兴宁“支农”!幸好省教厅、省高教局又来公函安排我们到宁中中学就读。1963年秋,我考上华师大中文系。我这“赤脚少年”到底从乡下苦拼出来了。我任兴宁市八、九、十届政协委员、梅州市作家协会会员、中华作家俱乐部作家在线网签约作家、梅州市客家研究会会员、中学高级语文教师、教研组长。曾获《黄金时代》报告文学征文二等奖、中国改革论文大赛三等奖。主编《大成文史》、《新苗》等文集出版;尤其是共计80万字的《往事如烟》、《风雨长河》文集出版后,为广大百姓讲了真话,获广大学生、文友赞誉,此乃大慰平生!如今,能为母校主编文集《永中情怀》,亦为人生幸事也!
公元2003年冬,我安全着陆,全身而退。我常于晨风夕照之际,遥望云海天影,在思念培育过我的、让我刻骨铭心的永和中学;同时为母校更美好的明天祝福……
写于2007年5月
欢迎光临 兴宁A8 兴宁论坛 兴宁新闻 兴宁人的网络社区 (http://ms.xna8.com/)
Powered by Discuz! X3.1